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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 陀螺电影 公众号）
本月结束的第7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中，华语短片《头绳，鸡蛋，作业本》入围短片竞赛单元，并在本组放映中第一个与全世界观众见面，掀开了短片竞赛的序幕。
这部15分钟的短片以孩童的视角去揭露家庭暴力所带来的成长创伤：
女孩林钰琪作为五四班班长，即将在家长会上带来一段“我爱我家”的主题演讲，但这段演讲却藏起了黑暗的真相，家长会前的下午，她的头绳被班里最调皮的男生王一龙抢走，追逐中，她发现男孩和自己有着相同的秘密。这些伤痛的现实刺激着女孩敏感的内心，令她无法在家长会上讲出她早已背好的内容。而就在此刻，一场意外发生了，家长会再也不能进行下去……
短片以高度纪实的视觉风格来呈现这个残酷的儿童故事，深焦长镜头和接近自然光的灯光设计相搭配，营造真实而压抑的氛围。放映时，片中的家庭暴力画面让在场的许多海外记者都“嘶”得一声倒吸了一口凉气。
导演同时展现了他生动的想象力和高级的调度设计。在其中一场戏中，我们跟随林钰琪来到一栋拆迁楼的内部，她在这个废墟般的建筑中惆怅地徘徊游走，镜头跟随着她…但在不经意之间，我们却又忽然置身于她的家中。这个打通两个空间的转场被处理得毫无痕迹，用一种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外化了女孩内心的疮痍，可以堪称是全片的高光段落。
而令人惊讶的是，本片的导演罗润霄今年只有21岁，出生于2000年。他已经成为历史上最年轻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中国导演，也是中国第一位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00后导演。这位新锐的电影创作者已经向世界展现出了中国电影不容忽视的“未来力量”。
放映结束后，陀螺电影在威尼斯采访了《头绳，鸡蛋，作业本》的导演罗润霄和制片人王鹿卡，他们向我们分享了许多创作过程中的故事和经验。
陀螺电影：首先请罗导演和制片人跟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自己和这部电影的拍摄背景吧。
罗润霄：我出生于2000年，高中就开始自学电影，现在在纽约大学帝势电影学院的读电影系本科。去年疫情爆发后我就回国了，也因此想借这个机会跳出学校的“系统”，在国内拍一部短片。《头绳，鸡蛋，作业本》是我们在2020年的七月中旬拍摄的，为了完成它，我的团队也给予了我非常多的帮助。这次能够去威尼斯，也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荣誉吧。
王鹿卡：我之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创意制片的研究生，罗润霄曾经在我的一个剧组里担任过场记，当时和他交流后就觉得他很有想法。他给我看了自己写的剧本，包括一个长片和一个短片，我都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就开始和他合作。
在拍“头绳”之前，我们两个合作拍过一部纪录短片，讲了纽约布鲁克林区一个女泰拳选手的故事，那次合作让我觉得我们不管在创作上还是执行上都非常合拍。原本我们在筹备另一部短片的拍摄，但在2020年2月的时候，他突然有了“头绳”这部片的想法，最开始设定的是一个小男孩要上台演讲，揭露爸爸家暴行为的故事。
我们在纽约就开始了前期准备工作，反复修改剧本，回国后又做了两个半月的筹备，前后一共用了半年，后期又花了五个月的时间。
陀螺电影：这么长的前期筹备工作对你们的帮助是什么？
罗润霄：我觉得很多东西都赢在前期。因为片子大概只有十个镜头，每一场戏只有一个镜头，筹备过程中，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进行精确一些细节，堪景、排练了很多次，甚至完全用手机先把片子试拍了一遍。因此后来在片场真正拍摄的时候，大家都很安心，只用了四天就拍完了。
陀螺电影：你们是如何和素人小演员合作的呢？因为这部片子的话题还是比较沉重的，导演是怎么给他们排戏的呢？
王鹿卡：在排练的过程中，为了避免素人小朋友有太多表演的痕迹而显得不真实，我们没有讲戏，而是用了很多其他的方式先让大家先记住走位，到了实际拍摄的时候，再讲新的内容给他们，所以他们的表演整体还是给人很新鲜的感觉。
罗润霄：我们非常明白和素人小孩子合作的难度，所以我在前期花了大量的时间去选角，因为选对了就基本已经完成了一半以上的工作。这两位小男女主角，其实我们一眼就看上了，他们跟角色很贴近，也很适合作演员。
我给他们看了一些我觉得素人小演员表演得非常好的片子，比如《无人知晓》《佛罗里达乐园》。我们觉得这个非常奏效，因为小朋友们觉着“这是我没有看过的东西”，让他们看到真的好的表演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并没有拿到剧本，我不觉得让他们理解剧情是有帮助的。走位的时候，就跟他们去精确地排练每个点的位置，比如在卫生间的哪个位置倒下，要做什么动作，这些孩子必须非常地清楚。
而在现场时，我就千方百计地每一条都给他们新的“刺激”——比如说这个女孩子跟奶奶关系很好，所以我就会讲一些跟奶奶有关的事情去刺激她的情绪——只要能让他们在影片中呈现出我们想要的戏剧效果其实就够了。
我希望给孩子们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因此我很早就跟摄影师沟通好了，说我们不打头板，只打尾板。因为如果喊“三场一镜一次，Action！”会让他们觉着我们还是在“拍电影”，而如果能直接开机的话，我就可以喊“Okay Go”，让他们自己开始，这样可以迅速地把演员带入状态。
王鹿卡：因为担心小朋友可能会承受很大的负面情绪，我们在片场有找专门学儿童心理的朋友来做情绪的疏导，也跟家长、包括跟群演的家长交待过，在排练或者拍摄过程中一定要随时跟我们沟通小朋友的状况。
我们拍摄这个片子的初衷就是希望家长是对家暴这个事情有更深刻的认识。在片场，也真的有三四个孩子跟我们说“我爸爸就是那样打我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想要告诉小朋友，他们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我们也尽量去做了一些工作，包括跟学校的老师还有家长去沟通。我觉得我们整个体系做下来，跟我们的初衷是非常接近的。
陀螺电影：小女孩在拆迁的建筑物中的游走的镜头真的非常棒，可以跟我们具体分享一下你们的想法以及是怎么做的吗？
罗润霄：谢谢，废墟的镜头真的是我们引以为傲的部分。在堪景的时候，我看到当时拍摄的地方背后的一片很大的废墟，当时就觉得那种废弃、破碎的感觉跟这个片子的气质非常的相似，也很像小女孩的处境和心情。
我希望做一个现实主义的电影，但是如何兼顾到艺术性，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废墟”是一个非常好的象征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到，让它直接从一个超现实的废墟“无缝衔接”到家里。
具体拍摄中，我们必须要提前知道剪辑点在哪，因为没有办法在后期再找剪辑点。我们当时知道剪辑点就是“进门”的时刻，然后“黑”她进去的那个过程。为了这个剪辑点过渡自然，不仅人物在前后两个画面中的位置得保持一致，摄影师和灯光师还配合实现了让废墟和家里的灯光质感都很接近。两个空间的美术的细节也要保持一致。
同时，我希望在声音上再一次做到象征性的连接，她进入家里之后，踩在木地板上，发出的还是在废墟中踩玻璃的声音。
王鹿卡：我觉得导演在用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去思考，他很早就知道这个片子有一个关于“修理”的母题，所以他会选择这个废墟。
除了废墟以外，片子中还有其他修理的元素，比如老师修理打印机，林钰琪在修她的铅笔盒和演讲前衣服上坏掉的扣子，以及不管是家里还是学校都能听到外面工地的声音……故事里小朋友的情绪一直都是压的，怎么让观众去进入到她的内心，又不通过特别强烈的冲突去展现她的那种痛苦和情感呢？通过视觉和声音这些外面的东西。
陀螺电影：深焦是你们刻意去追求的一种风格吗？
罗润霄：对，我认为一个好的片子应该是成体系的。对于“头绳”来说，我们确定的体系就是手持长镜头、深焦、纵深，把人物放在环境里，这是我们非常本体的设计。
我是希望它能达到接近纪录片的真实感，那么画面的背后就不应该是虚的。比如说在卫生间的那一场戏，它深到可以看到对面楼走过的孩子。然后窗户，包括门，这种框架也是设计之一。它不仅给了画面一种几何性在里面，也给了人物一个框架。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窗户的隐喻在里面，都是我们花时间去设计过的。
王鹿卡：是的，导演坚持非常严格的现实主义，不知道你的观感如何，我们当时的灯光是需要做到打了像没打一样。
陀螺电影：我确实想问最后那场教室戏的灯光，我们都知道教室的白炽灯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光源，在看片的时候，能感觉这就是我们教室中那种“又亮又暗”的样子……
王鹿卡：那些全部都是做过的。其实要打出那个自然的光是很难的，尤其在下午到晚上的那个时间，环境的光其实不停地在变，所以灯光老师要不停地调整保证我们每一条的光是一样的。
同时，我们没有追着演员打面光，演员的脸上并不是一直很亮的那种状态，如果她走到没有光源的地方，那就是没有光源。因为自然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你到阴影里就是黑的。
我觉得我们的摄影和灯光团队很厉害，他们做到了我们想要的。并且他们不是说“我要炫技、我要把我的部分突出来”，而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为故事服务。他们真的是非常好的创作者。
陀螺电影：作为一个新导演，有哪些导演影响了你的这样一种现实主义创作风格？
王鹿卡：来了来了，这个问题还是来了（笑）。
罗润霄：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看电影的，而我觉得我有一些比较个人化的看电影的方法，阅片范围的广度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同一种故事，我希望能看到世界各地的作者是怎样给出不同的处理的。
对我影响很大的导演有罗马尼亚的蒙吉，奥地利的哈内克。他们的视觉非常成体系，也有自己的态度，而且他们的风格与他们对社会的理解非常相关。比如说蒙吉的片子跟他的时代、跟罗马尼亚的社会都是紧紧相连的。
我也喜欢比较“有劲儿”的、跟我的片子风格完全不像的导演，比如说菲律宾的拉夫·迪亚兹。他的电影非常的长，他让暴力就在你面前发生，没有任何的掩藏。他会让人物从入画到出画一直走，走五分钟都没关系。我觉得让动作和情景连续发生对我来说很重要。
陀螺电影：接下来有什么新的拍摄计划吗？
王鹿卡：我们正在筹备一个长片叫《野火》，是一个关注女性运动员成长的故事。
罗润霄：对，所以现在我们主要的精力就是在这了。
陀螺电影：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你的长片，也同时期待一下“头绳”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谢谢两位今天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很开心了解了你们创作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