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岁月

波德维尔在他的《世界电影史》中将安哲的影片归入政治现代主义“历史与神话的风格化呈现”的范畴，然而安哲电影中的“历史”始终是一种去历史化，简洁省略的对白，复杂的长镜调度（类似匈牙利扬秋的60、70年代新浪潮风格，不过扬秋的舞台感更重）静态抽象的封闭式空间，这一切无不在诉说着这历史是“没有年代的”，严密高压的政策、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混乱暴力的动荡政局，并不专属于36年梅塔萨克将军的独裁，它是希腊建国后一直延续至今的切肤之痛。正如寒酸可笑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无处可寻，唯留下呆板形式的开幕致辞——独裁政权的遮羞布。当议员叶吉里亚特看望被诱捕的刺客索菲亚诺斯，安哲既不假托视线于议员之上，也并未切到索菲亚诺斯的主观镜头，摄影机始终隔墙平视，消去了一切建构角色认同的可能。去戏剧化的尝试早在处女作《重建》中就已实验，因此这层间离效果对政治题材全景式的呈现就更为成熟。结尾720度环绕四周的摇镜一次又一次扫过索菲亚诺斯的厚重的玻璃窗，及映现在其上的模糊身影。一声枪响，索菲亚诺斯应声倒地，观众也得以首次观其中景——横在地板上的尸体——无疑是全片最残忍的一点。202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