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份到契约”，是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在其《古代法》中所提出的经典公式。这一公式所回答的问题是，现代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和义务，究竟来自于对先验世界的抽象演绎，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累积？显然，从历史到今天，这种“身份的人”与“契约的人”之间的颉颃往复一直都不曾停歇。
电影《学生王子》的原著作者威廉·梅耶-福斯特（Wilhelm Meyer-Förster）出生于《古代法》出版后一年。在原著小说《卡尔·海因里希》（Karl Heinrich）中，这位与《古代法》同一时代的德国人也恰好触及了身份与契约间的对抗，当然，只不过是以一种更加浪漫的方式。
无论从何种角度，《学生王子》都堪称经典。电影的情节其实并不复杂，甚至有些老套：古老的卡尔斯堡王国陷入财政危机，亟需通过一场联姻纾解国库空虚。在老国王的安排下，卡尔王子和公主在舞会上相见，但王子那种卡尔斯堡式“精确而训练有素”的行事风格却并不令公主满意，公主渴望的是一个充满“热情与魅力”的男子。于是，老国王命令王子的随身教授尤特纳博士（Prof. Dr. Jüttner）教授王子“生活的艺术”。但教授认为，“真正的教育来自人群”，想要拥有“热情与魅力”，王子应当离开王宫到海德堡大学去。老国王不解，大学有那么多，为什么一定是海德堡？教授的回答骄傲而直率：“因为对我而言，只有一所大学。”
于是，王子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在海德堡的热烈夏日里开始了他关于青春与爱情的美妙旅程。他与酒馆的女侍凯茜坠入爱河，甚至打定主意一同私奔去巴黎。然而，老国王病重的消息恰时地传来，王子只好离开爱人返回卡尔斯堡。
如同片名所喻示的一样，学生与王子的双重身份同时收敛于同一个人身上。于后者而言，他的权力义务都约束于身份；而于前者而言，他的行为举止都得以仅基于契约。从卡尔斯堡到海德堡，王子经历了一个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迅疾转变。在这里，身份与契约的历史矛盾被戏剧化地集中于个人命运之上。无论福斯特是否意识到了这二者之间的暗合，它们都正回应着同样一个叩问：我们，以及我们的社会，将如何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蜕变？
《学生王子》可能恰好提供了一种解释。故事的结局并不离奇，当王子宣称他愿意为了爱情放弃王位时，老国王一如既往地扮演了爱情美梦“终结者”的角色，然而，却是以全然不同以往的理由——这个理由并不是为国为民的家族责任或国家传统，而是一种无可选择且无可逃避的宿命——“要么成为国王，要么什么也不是”。在一个“同心圆”般的身份格局中，无论国王还是平民，失掉自己的身份就意味着失掉自己本身。类似于“不为凯撒，即为庸人”（aut Caesar aut nullus）的罗马谚语，王子并非是选择离开爱人，而是连选择的权利都不曾存在，这种情况甚至于恐怖的境地。故事因之迅速从古希腊英雄式的崇高情绪中脱出，转而进入一种世俗的、理性的悲情之中。因为根本上，这本就不是个人命运的选择，而只不过是发生于当下的历史冲突。
然而，这种理性同样也建基于身份与契约间转换的可能。使这位学生王子得以以“契约”的方式进入日常生活的，是因为他以一个独立的人的形象出现，而非从属于某个王国的王子。得以成为独立的人，或许恰恰是完成这一转折的根本。当然，热烈甜蜜的爱情，日渐没落的贵族，新兴的富庶阶级，汹涌而来的文化思潮，甚至那一朵诱人的啤酒花对德意志民族独特的生理与精神的导引，都催化着这一转变。但对于塑造人而言，影片所着意强调的，却是以尤特纳教授作为象征的“教育”。
我们可能还要回到影片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一定是海德堡？无疑，这个由河流与城堡、啤酒与社团、教授与年轻人交织而成的意象集群，成就了一个绝佳的发现——同时也是教育——之所。在尤特纳教授那里，真正的教育不是基于身份的训练，而是关于“人”的发现。如果我们将这种发现视为一种“启蒙”的话，那么从身份到契约的转捩点可能正在于此。
某种程度上，影片甚至在暗示着一种关于根本的人的哲学：王子并不是独立的人，只有在脱离了身份阶级，在剥落所有头衔之后，真正的、作为契约之一方的人之存在才可能被发现。而这一切可能都必须归因于某种教育，或曰“启蒙”。对于现代法律而言，如果它所能赋予的一切并不来自它启蒙的发端的话，那么又能来自于哪里呢？
影片对结局的处理似乎渲染了一种介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情绪。接替王位，迎娶公主，海德堡的学生王子在身份和契约之间无可选择地回归了它最应当的结局。女主角的清醒和男主角的坦然都向观众展示了一种惊人的理智，以及蕴藏在这理智背后的绝望。至于海德堡，可能只是某种属于青春与爱情的记恋罢。
每个人的青春都必然是一曲无以怀念的恋曲。但海德堡并非如此，她永远古老，更永远年轻。城堡下的内卡河水蜿蜒向西，河右岸的山腰上，是走过黑格尔的哲学家小道。在路的尽头，落满栗子的密林里立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诗人荷尔德林对海德堡的赞颂：“我爱你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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