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土之城

评分：

6.0 还行

分类：剧情悬疑战争地区：加拿大年份：2010

简介：双胞胎姐弟珍妮（梅丽莎·德索蒙斯-波林 Mélissa Désormeaux-P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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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7-12-31

焦土之城影评：血缘社会末路化|《焦土之城》

血缘社会末路化|《焦土之城》

性，福柯所指出的意义，或者至少是今天（追溯至很远的今天）人们赋予它的吹毛求疵的重要性，标志着从血缘社会，或者说表现为血缘象征的社会，向知识社会、规范社会和法律社会的过渡。——莫里斯·布朗肖《来自别处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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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以童子军入伍开幕，第二幕选择将公证人公示遗嘱作为正式开端。子女寻找父母的历史性遗迹，遵循遗嘱开始寻根之旅。至此情节仍然像国内寻根作家所写的那样，掺杂着我的父亲母亲的叙事。双线并行的同时，我认为可以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分别以母亲纳娃玛文和珍玛文为视角并行叙事；下部以儿子西蒙玛文和母亲纳娃玛文为主次并行叙事。

一.即便没有战争，血缘社会的危机来自何处

撇开故事情节，直接进入我想要表达的看法，可能会有些抽离。影片里的战争引宗教分歧而起，遵照布朗肖所指明的血缘社会走向异化的观点来分析，即便没有战争再来捣鬼，血缘社会仍旧会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分解殆尽。宗教战争想要构建什么乌托邦？无非是想要抵达纯粹，排除异己。人为了维护信仰，相互抹杀。难道不已经构成了某种类型上的充满傲慢和偏见的知识社会吗？战争并没有将血缘社会逼向末路，而时加速了它演变为无法再固守本来面目的新生体——社会在踩着血缘社会的残骸蹒跚前行中重组。

血缘社会在影片中慢慢重建自身，历经它的瓦解、以及俄狄浦斯王式的悲壮。故事很难不让人警醒地认为是对现代社会的某种警告。《克隆丈夫》、《别让我走》等以极度理性的社会主张构筑起的架空现实主义题材，更像血缘社会必将土崩瓦解的悲鸣变奏曲。

“血缘社会，这意味着战争的美化、死亡的至高无上、痛苦的颂扬以及罪恶的伟大和高尚。”

血缘社会之所以走向末路，受制于它自身优点的时代性，宗属于历史理性的阶段缝隙中，迟早会被逾越、摒弃。同时不得不承认理性的危险，不仅仅存在对血缘社会维系的威胁，更在于理性一旦被血缘社会乌托邦不怀好意地加以政治化运作，不可避免地走向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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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及时巩固这一探讨，血缘社会的裂隙来自：一并非来自理性，而是某些理性或理性化的危险（福柯从权力角度加以推导）；二是战争，正如影片中新生与死亡的对局中，礼崩乐坏、造化弄人；三是来自未来的社会构型，意即譬如知识社会将先于血缘社会的反攻而施展奇袭攻势。

二.取代宗教信仰，我们还能有哪些选项

“血缘已经将性消除。”——下一个问题照旧来自福柯，他尖锐地指出某种危机，却同时仍然保留着他机敏的反讽。

“性是唯一的善，而善拒绝任何法则和规范，除非（这一点很重要）通过违背法则或规范可以获得满足，从而让愉悦恢复生气。”——以及布朗肖紧接着提出。

影片充满偶合，第一次尼哈德五月并没有在达黑什被基督派枪杀——尼哈德五月之前用自己的神枪手狙击了不少基督派士兵；第二次在基督派首领被纳娃玛文枪杀之后，并没有被立即执行死刑，而是投入卡法利亚特女子监狱；第三次在两个人相见而前者以强暴的形式施加惩罚。

因为目睹基督派对公共大巴乘客的烧杀暴虐，使得纳娃玛文理性观念有了惊人的转折——她开始投入对基督派别的复仇中去，并将尚未寻找到的儿子也算在了基督派头上。片首展示童子军入伍剃头的慢镜头，呼应着尼哈德五月也在占丁西为首的穆斯林派中，两个人其实原本同属于一个阵营，各不相知。当纳娃玛文被捕入狱，尼哈德五月是否在内心保留着残存的善，而且施加给了“唱歌的女人”——监禁15年之久的七十二号囚徒。不能排除。

纳娃玛文在影片中有多次成长节点，却互为反讽，慢慢升华。

第一次，选择和难民之子私奔，造成瓦巴哈被哥哥枪杀。

第二次，产子之后进城入学，与伯伯一起从事报业。

第三次，寻子路上，目睹基督派屠杀穆斯林。

第四次，则在狱中怀孕，不得不接受现实，孕育新生命。

黎巴嫩内战耗时17年之久，宗教派别林立复杂，平民犹如墙头草，生命犹如草芥。当宗教无法提供最后的庇护，他们到底还能选择什么信仰——爱——唯一可行且声称能置所有宗教于其管控下的崇高——与战争的残酷和制度的愚民腐化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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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爱的呼唤在电影中战争状态时气若游丝。

三.除了爱，电影主题还存在什么崇高可能

透过电影，除了歌颂母爱，我们还能从中反思什么？反思战争对人的摧残？还是人在战争中的脆弱不堪？还是宗教派别这一根深蒂固信念之危险性？我们坚持宗教信仰，却冒着失去生命失去爱，对生命的极大冷漠的风险，值得吗？宗教信仰的必要性，难道无论什么时代、经历多少战争、牺牲多少鲜活生命都毫发无损？可无神论难道不可悲吗？

四.末世绝望，一加一等于一

“让一个人无法拥有自我的第一步，就是使他毫无理由地否定他的若干信念，因为，如此他就无法将信念和欲望组织成一张融贯一致的网子。他之所以是非理性的，不是因为他与实在脱轨，而是因为他不可能再合理化他自己，不可能再自我证成。”（出自《偶然、反讽与团结·第八章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

阿布塔雷有种奥威尔笔下奥布莱恩的悲剧性气质。只是他并不懂“2加2等于5”的真理，和“2加2等于4”的自由，更为懵懂而无辜——可能正因此纳娃玛文以爱的名义接纳配合了他对她的羞辱和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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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当双胞胎将信交给阿布塔雷时，窗户上贴纸写着“1½”，有着多种方式的解读：三人既然都是纳娃玛文的子女，应该占得一席：3。但之所以没有直接给出3，应该还在于他们的残缺不全，1是两个½，隐喻双胞胎，而多出来的孤立的½，应该是指代阿布塔雷。纳娃玛文给予她能给的宽恕，一视同仁，但为了维护双胞胎而将遗产平均分给了他们，将阿布塔雷推向真空。

难道纳娃玛文也只是同奥布莱恩一样有着某种愿望：“将人的心灵撕碎，然后按照你选择的新款式，将其重新组合。”游泳池边，她再次将阿布塔雷认出时，走向精神覆亡。无从相认，末世绝望仍旧紧追不舍，至死方休。坚守秘密的孤独，当故事收尾，扩散到三个父子/兄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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