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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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内容来自豆友分享的国外影评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2342083/，根据个人需求进行了增删。顺便把原文中的一些英文单词也标注了出来，可能会影响阅读，介意可以直接从链接前往原文，原影评写得真的很好（除了太长hhh）。
Henrik Handloegten, co-writer and co-director of the TV series put it most succinctly in a recent interview，“One of the main reasons to make Babylon Berlin was to show how all these Nazis did not just fall from the sky. They were human beings who reacted to German society’s changes and made their decisions accordingly.这部电视连续剧的联合编剧兼联合导演Henrik Handloegten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最简明扼要地说：“制作巴比伦柏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要展示这些纳粹分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是对德国社会变化作出反应并被时代推着走的人。”
被父亲调往柏林的亚历山广场警察总部（Alexanderplatz police HQ）【这里因其红墙而被称为Rote Burg（红色城堡）】，以秘密（a clandestine mission）追捕（hunt down）政客们的色情录像尤其是科隆市长（the Lord Mayor of Cologne/Köln）阿登纳的（the victims of the extortionists），然后销毁（destroy the incriminating film）以防被人勒索（the underworld pornographers who are blackmailing politicians with surreptitiously shot film of them engaged in sadomasochistic acts）。 服用的药物可能是当时由德国化学制药（pharmaceutical）公司拜耳（Bayer）生产的含海洛因的止咳糖浆（ the cough syrup containing heroin）。当时完全合法，海洛因类药物（heroine based medicinals）被广泛用作止痛药（painkiller）在全国各地。
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devout Catholic），他不仅在魏玛共和国时期（during the Weimar years）担任科隆市长，而且在二战结束时（at the close of WWII）还是中右翼政党（the center-right party）——基督教民主联盟（the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CDU，即联盟党）的联合创始人和领导人。阿登纳还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BRD）的第一任（1949-1963）总理（Chancellor）。 节目播出之前，制片人就向《图片报》（Bild Zeitung）解释了这一情节。但是小报（tabloid）还是发表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sensationalist piece），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让联邦共和国之父成为虐待狂真的有必要吗？不用说，真正的阿登纳从来没有因为是虐待狂而被勒索过。
她和家人住在柏林东南部的工人阶级自治区新克尔恩区（五月事件的部分会提到）。Charlotte Ritter生活悲惨，但性格乐观（irrepressible optimism）。晚上，她在Moka Efti俱乐部做一名暗妓。夏洛特受雇于红堡警察总部，为刑事调查部门整理谋杀案受害者的照片，该部门的负责人是根纳特。
历史记载新克尔恩区是KPD的重要据点（stronghold）。1926年，戈培尔作为纳粹党的地区指挥官，策划（stage）了一场进军新克尔恩区的游行，最终与共产主义激进分子（militants）发生了流血冲突（skirmish）。1926年，柏林只有几百名纳粹分子，戈培尔称之为“除莫斯科外欧洲最红的城市”。
莫卡·埃夫蒂夜总会（Moka Efti nightclub），柏林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一个咖啡馆。名字来自其乔万尼·埃夫蒂米亚德斯（Giovanni Eftimiades，（Greek-Italian））。它以浓烈的咖啡和“埃及音乐沙龙”吸引（entice）着柏林人。真正的莫卡·埃夫蒂的地下室里并没有妓院（brothel），但它确实拥有一种当时的新技术——电梯（Paternoster），夏洛特和拉塔第一次见面就是从这种电梯出来（disembark）撞到了一起。
电视剧里莫卡·埃夫蒂的取景是在柏林一家名叫德尔菲的老无声电影院进行的。大厅于1929年开放，有一个舞台、一个乐队席（orchestra pit）和900个座位。它于1959年关闭，作为一个储藏室，直到巴比伦柏林的制作人员在其内部重建了莫卡埃夫蒂舞厅。从那时起，大厅进行了翻修（renovate），今天的德尔菲是一个演艺馆。
亚美尼亚人埃德加拥有并经营（owns and runs）着莫卡·埃夫蒂俱乐部，他沉默寡言又风流倜傥（debonair）。埃德加在莫卡埃夫蒂夜的办公室里有些引人注目的（compelling）东西，墙上挂着亚美尼亚亲戚或朋友的照片，而在1915-1917年土耳其境内发生了针对亚美尼亚基督徒的大屠杀（the ArmenianGenocide）。每年4月24日，亚美尼亚人都会在洛杉矶街头举行大规模游行，纪念（commemorate/mark）1915年4月开始的种族灭绝。
非传统心理学家，通过催眠（hypnosis）和药物治疗一战后患上战斗疲劳症（shell shocked ）的老兵（vets）。施密特的角色贯穿了（woventhrough）整个剧，在第二集灾难性的（calamitous）结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形象似乎是剪着齐短发（bob）的随意女郎（flappers），但是正如剧中嫂子怀孕后显示的那样，魏玛宪法第218段规定了堕胎禁令（an abortion ban was enshrined）。
画家兼摄影蒙太奇创作者爱丽丝·莱克斯·内林格（Alice Lex-Nerlinger）作为当时的柏林左翼成员，在1931年创作了“paragraph 218”来反对第218段法令。1928年，她加入了KPD和革命视觉艺术家协会。1933年，纳粹禁止莱克斯·内林格制作或展示她的艺术作品。她销毁了自己的作品，以避免被捕和迫害。
刑警队（vice squad）头头，剧中曾去探望被关押的同伙们（conspirators/cohort）齐格斯少将（Major General）等人并和其密谋“圣血日行动”（Prangertag Putsch，pranger“耻辱柱”putsch“政变”）。在这之后，他哼着歌回家。他吹的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三便士歌剧》（Die Dreigroschenoper）中的一首曲子，它指出了当时柏林左翼文化的影响。
布鲁诺等人潜入（infiltrate）了柏林米特区的Schiffbauerdamm （schiff船，schiffbau造船 damm地区）剧院举行的庆祝活动（gala），市长Gustav Böß、法国外长白里安和德国外长施特雷泽曼将在剧院观看《三便士歌剧》。布鲁诺·沃尔特拿着一支狙击步枪（sniperrifle），藏在剧院巨大的水晶吊灯（chandelier）里等待着，但任务失败（go awry），政变流产（the coupis aborted）。
柏林市长Gustav Böß在历史上曾卷入（embroil）了“斯卡莱克丑闻”（Sklarek scandal），即犹太人斯卡莱克兄弟对柏林市银行的诈骗（defraud）案。
夏洛特帮助她穷困潦倒（destitute）的朋友格雷塔在本达家找到了一份全职女佣的工作（land a job）。格雷塔不关心政治（apolitical），而且非常天真。她和夏洛特一起在柏林的万湖（Lake Wannsee）游泳，遇到了弗里茨和奥托，这两个年轻人喜欢侮辱有钱人（fat cats）和银行家。
这场万湖边的聚会显然是仿效（model after）了《星期天的人们》（Menschen am Sonntag）里的画面，这是1930年由柯特（Curt）和罗伯特·西德马克（Robert Siodmak）创作的黑白无声电影（a black and white silent film）。
格蕾塔在看到安装的炸弹爆炸（detonate）后去往火车站，打算就此离开。但在带着万字符臂章（armband）的暴徒（thug）中（就是抗议柏林市长的丑闻）她看到了弗里茨，发现自己被利用了。
在历史上，恩斯特·根纳特（Ernst Gennat）是柏林刑事调查局的局长。他是一位杰出的犯罪学专家，创造（coin）了serienmorder（连环杀手）这个词，引入了资料搜查（profiling）的方法，并且是第一个坚持犯罪现场不能被篡改（be tampered with）的人之一。他还提出对谋杀受害者的照片进行编目，以建立一个暴力死亡国家登记册。因为他体重300磅，同事们称他为“亚历山大广场的佛陀”。
本达是魏玛政府的热心（ardent）支持者。既仁慈善良（charitable and kind-hearted），又有着无情的一面，怀疑某些人企图（be out to）推翻共和国。
本达的饰演者马蒂亚斯·布兰特（Matthias Brandt）是冷战时期政治家威利·布兰特（Willy Brandt）的小儿子。威利·布兰特于1964年至1987年任社会民主党领袖，1969年至1974年任西德总理。威利·布兰特也是越南战争的支持者，他和奥古斯特·本达的虚构角色一样反共。
一位蓬头垢面的（disheveled）奥地利独立记者，对时局洞若观火（konw the score）。剧中卡特尔巴赫曾递给拉塔一份左倾杂志——《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 。
德国讽刺作家库尔特·图乔斯基（Kurt Tucholsky）是魏玛共和国最具影响力的（consequential）记者之一，他曾写道：“什么都不要指望。今天：这就是你的生活。” 图乔斯基是社会民主党的犹太党员，1926年他暂时担任《世界舞台》的发行人。
1927年，在《世界舞台》上发表了“空中的秘密交易”一文，揭露了德国国防军在苏联利佩茨克（ Lipetsk）经营一个巨大的秘密空军基地，违反了《凡尔赛条约》。德国与苏联签订了合同，德国飞行员以及苏联飞行员将在该基地共同接受战斗训练。德国国防军想要重建德国空军（Luftwaffe），而苏联想要德国的技术诀窍。
1931年，魏玛政府以揭露利佩茨克空军基地的罪名，指控《世界报》的出版商卡尔·冯·奥西茨基（ Carl von Ossietzky）犯有叛国罪和间谍（espionage）罪。他在监狱服刑18个月后，于1932年获得大赦（amnesty）。1933年纳粹掌权后，奥西茨基再次被逮捕，并被送到埃斯特韦根（Esterwegen）集中营，在那里他遭到了残酷的折磨。他于193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纳粹禁止德国报纸刊登他获奖的消息。1936年柏林奥运会前夕，他在盖世太保（Gestapo）的监视下被转移到医院。卡尔·冯·奥西茨基于1938年死于酷刑。
尼森的原型（stand-in）是历史人物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他和其他实业家弗里德里希·弗利克（Friedrich Flick）、Günther Quandt、古斯塔夫（Gustav）和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ied Krupp）等人一起密谋反对魏玛共和国，他们后来成为希特勒政权的财政支柱（backbone）。
Friedrich Flick：主要经营钢铁企业，弗利克财团创始人。大战期间，下属军火工厂使用集中营内4.8万名犹太人从事奴隶劳动，其中80%劳累致死。1947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7年徒刑。1951年获释后重整其企业，逐渐成为联邦德国头号巨富，但一直拒为战争期间使用的劳动力支付赔款。
Günther Quandt：前妻玛格达·戈培尔，两人育有一子。玛格达后来嫁给戈培尔，她宣称虽然爱自己的丈夫,但愿意为Hitler献出生命,所以她将六个孩子都以H打头取名。德国战败后她拒绝了很多人的请求而执意全家为Hitler殉葬。1945年5月，她亲手杀死自己的六个孩子后和戈培尔一起自杀，仅写了封诀别信留给与前夫所生的儿子。Gunther Quandt后来还是德国巨富,她的儿子Harald是家族继承人之一。拥有包括BMW在内众多产业的Quandt家族今天的总资产超过150亿欧。
Gustav（Gustav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1870年8月7日荷兰海牙—1950年1月16日奥地利萨尔斯堡）：克虏伯家族继承人贝尔塔·克虏伯（Bertha Krupp）的丈夫。贝尔塔是阿尔弗雷德·克虏伯(1812—1886年)的孙女，由于缺乏男性继承人，由贝尔塔在1902年继承了克虏伯。威廉二世为了不使克虏伯家族企业掌握在敌对者的手中，在1906年安排“火炮王后”贝尔塔与外交官古斯塔夫结婚，威廉二世甚至准许古斯塔夫在他的姓名中加上克虏伯这个尊贵的姓。古斯塔夫没有克虏伯血脉却管理克虏伯长达三十多年。一战后他积极鼓吹德国重整军备，曾对纳粹党持保留态度。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成为纳粹政权的狂热拥护者。曾任德国经济界捐助希特勒基金委员会主席，通过纳粹德国的扩军备战和发动战争，攫取暴利。1943 年将产业权转交其子掌管。二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被控为主要战犯之一，但以“中风和年老昏聩”始终未出庭受审。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ied Krupp，1906-1967）：古斯塔夫和贝尔塔的儿子。1948年被纽伦堡法庭判处12年徒刑，后因冷战抗衡苏联恢复德国地位需要，1951年他和另外60来名犯人一起被提前释放。克虏伯公司复兴迅速，但1967年将公司变为股份公司成为几年后克虏伯帝国彻底垮台的序曲。只是阿尔弗雷德没有看到这一结局，他1967年7月30日死于埃森。
Fritz Thyssen：蒂森财团的第二代。其父奥古斯特·蒂森（1842—1926）十九世纪末经营钢铁业发家，被称为“鲁尔之王”。他仇恨共产主义，自二十年代初即资助纳粹党，1931 年正式加入该党。纳粹党掌权后，曾为希姆莱之友会成员和普鲁士邦政府顾问。
三十年代后期，同希特勒发生分歧。1939 年逃往瑞士，翌年移居法国。1941 年被法国维希政府逮捕，引渡到德国，投入达豪集中营。战后被德国非纳粹化法匠审讯，判其交出百分之十五的财产，作为纳粹受害者的赔偿基金。1950 年移居阿根廷，著有《我资助了希特勒》。20世纪末，克虏伯股份公司和蒂森钢铁公司合并，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现为世界500强之一。
Sorokina是Nikoros的倒拼，是女伯爵（countess）的化名（alias），甚至不知道神秘的Sorokina是否真的是伯爵夫人。
剧中Sorokina穿着中性的（androgynous）黑色皮衣，在舞台上由一群穿着香蕉裙的异国舞者陪伴，唱了一首《Zu Asche，zu Staub》。人群一起唱着（sing along）这首歌，在醉醺醺的狂欢（revelry）中摇摇晃晃（sway and gyrate），显示出一幅滑稽可笑的局面（pantomime）。
在现实生活中，美国舞蹈家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1925年从美国来到法国巴黎。19岁时，当她在美国黑人音乐剧（revue）《La revue Nègre》中首次亮相时，她的异域舞蹈引起了轰动。同年的另一场舞蹈中，她只穿了“16根香蕉串成裙子的服装” 。1926年，贝克在柏林表演了她的节目，虽然（nonetheless）巴比伦柏林没有提到她，但在莫卡埃夫蒂的舞者是对她致敬（tribute）。当纳粹掌权时，贝克被禁止在德国舞台上表演，她搬回巴黎。当纳粹入侵巴黎时，她加入了法国地下组织。约瑟芬·贝克于1975年4月12日在巴黎逝世，享年68岁。
事实上，1923年至1930年的苏联驻德国大使是尼古拉·克雷斯汀斯基（Nikolay Krestinsky），他因崇拜托洛茨基而与约瑟夫·斯大林发生冲突。斯大林为将他从权力中心排挤出去，而派他去柏林担任大使。后来，克里斯蒂斯基回到莫斯科被捕，在斯大林大清洗期间（the Stalinist Great Purge）接受了虚假的（sham）审判，并于1938年被处决。
十月革命后不久，托洛茨基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陆海军人民委员(即苏俄军队总司令)，负责创建红军，故而又被称为“红军之父”。1929年苏联政府决定将其驱逐出境，1932年2月又剥夺了其苏联公民权。被驱逐出国后，先后流亡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岛（Prinkipoin）、法国和挪威等地。1937年和妻子前往墨西哥，结识了迭戈·里维拉（墨西哥著名画家）和弗里达·卡洛（墨西哥女画家）。1940年6月7日，一名斯大林主义者手持冰镐袭击了在墨西哥的家中托洛茨基；第二天，托洛茨基因伤势过重死亡。
“Art is a lie that makes us realize truth—at least the truth that is given us to understand.”Pablo Picasso
1.《三便士歌剧》：实际于1928年8月31日在Schiffbauerdamm 剧院首演。由布莱希特和伊丽莎白·霍普特曼（Elisabeth Hauptmann）创作，库尔特·威尔（Kurt Weill）负责音乐。这是一个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戏剧，标题表达了布莱希特的梦想，即戏剧只需要一个工人花三便士就可以参加。
布莱希特1923年的戏剧《城市丛林》（ Im Dickichtder Städte）被纳粹分子在舞台上向演员投掷臭气弹（stink bomb）打乱了，1930年他的歌剧《马哈贡尼城的兴衰》（Rise and Fall of the City of Mahagonny ）首映（premiere）时也遭到了同样的攻击。1933年纳粹上台后剧院衰落并于1944年关闭。二战后重新开放，1949年布莱希特和妻子海琳·威格尔（Helene Weigel）在那里成立了柏林剧团（Berliner Ensembletheatre company）。
2.Alexanderplatz：场景中有两座建筑尚未建成。亚历山大大厦（Alexanderhaus）将于1930年建成，乔纳斯公司（Jonass & CO）将于1934年建成。
3.拉塔和摄影师前往拍摄利佩茨克德国空军秘密基地，但他们乘坐的Junkers JU52运输机直到1931年才生产。
4.1938年，托洛茨基才成立第四国际。
5.“忧郁的星期天”：在第二季的最后一集中，Sorokina在巴黎一家夜总会以俄罗斯表演者的身份重新露面（resurface）。当老情人（paramour）走进俱乐部时，她用俄语唱了一首悲伤的（mournful）歌。在这首歌的结尾，为了配合悲痛欲绝的（grief-stricken，stricken“受...之困的”）歌词，她用道具刀（proptheatrical knife）割喉。
Sorokina唱的歌名为“忧郁的星期天”（俄文名Vaskresenje）。最初由匈牙利钢琴家和作曲家Rezso在1933年创作和表演，在匈牙利名为Szomorú vasárnap。1936年，保罗·罗伯森录制了这首歌；1941年，比莉·霍利德也进行录制。从那以后，无数的表演者唱起了“忧郁的星期天”。
6.被劫持的火车（The hijackedtrain）：德国DRB Class 52蒸汽机车，直到1942年才出现。
7.人工呼吸（mouth-to-mouth resusciation）是1950年代引入的救生技术。
魏玛联合政府（The Weimar coalition government）成立于1919年2月6日。
1919年6月23日签署《凡尔赛条约》，正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国防军（Reichswehr）拥有装甲车（armored vehicles）、重炮（heavyartillery）、潜艇和任何类型的军用飞机。国防军被限制在10万人以内，禁止制造和大量储存（stockpile）化学武器。
社民党政府为了镇压KPD起义，纵容极右翼分子笼络一战退伍德军，收集重武器组织“钢盔队”、“自由军团”，并投放于德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和波兰。正是自由军团(Freikorps )虐杀了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到1919年，共有103个自由军团；到1923年，估计有150万人参加了这些编队。 1921年，OC（Die Organisation Consul）暗杀了魏玛政府财政部长Matthias Erzberger，1922年6月暗杀了外长拉特瑙（4月参加热那亚会议并同苏联签订《拉巴洛条约》）。在公开违反凡尔赛条约的情况下，到1930年，仅钢盔队（Der Stahlhelm)就有50万人被武装起来。这些准军事部队（paramilitaries）最终加入纳粹党的新生（fledgling）战斗组织SA（Sturmabteilung，即冲锋队 “sturm”storm，“teil”“份”，abteilung“部分；分队”）。
剧中拉塔和沃尔特上门搜查收缴（confiscate）枪支（firearms）的背景是1928年魏玛政府通过的枪支管理法，要求公民登记或将枪支上交，否则将面临牢狱之灾（jail time）。希特勒1933年掌权时，德国人民已经基本解除了武装。
血腥五月（Blutmai）事件爆发的背景是1928年魏玛政府解除希特勒公开演讲的禁令，随后希特勒在柏林发表演讲并引发暴乱。政府因此禁止所有公开的政治演讲和集会，包括KPD计划好的国际劳动节（May Day）示威。这次暴乱导致33名平民被魏玛政府多达13000名武装警察的安全部队开枪打死，另有200人受伤，1200多人被捕。新克尔恩区（Neukölln）和威丁区（Wedding）的工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社民党和极左翼（the hardleft）之间隔阂（chasm）加深。KPD决心（resolve）打击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法西斯”，左翼的分裂最终给了法西斯右翼在1933年掌权（marchinto power）的机会。
剧中警察局长、市长和本达议员召开紧急会议时，局长把《晚报》（Der Abend）扔到桌子上，声称：“我们党自己的机关说有200人死了！”使用的正是1929年《晚报》的复制品。1929年4月29日，社会民主党党报《Der Abend》（曾用名为《Vorwärts/Forward》）刊登了一条标题为（featureda headline thatread, ）“5月1日200人死亡？共产党人准备犯罪。”这既是为了阻止人们参加五一示威，也是诽谤（slander）KPD的一种方式。
1930年时，社民党（SPD）仍然是国会（Reichstag）中拥有143个席位的最大政党，但共产党赢得77个席位，纳粹赢得107个席位。
1932年卡尔·劳特巴赫（ Carl Lauterbach）的油画《反法西斯青年》（Die antifaschistische Jugend）描绘了当时德国的分裂状况。这很可能是一幅描绘德国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oter Frontkämpferbund）的年轻成员的画像（portrait），红色阵线是KPD为打击敌对政治对手而成立的民兵组织（militia）。大约在这个时候，劳特巴赫开始专门（exclusively）用黑白颜料作画，因为用他的话来说，纳粹夺走了欢乐的色彩。劳特巴赫是KPD革命视觉艺术家协会（ Assoziation revolutionärer bildender Künstler Deutschlands）的成员，战后他声称纳粹禁止他的艺术，并宣布他为“堕落的艺术家”。劳特巴赫在他的家乡杜塞尔多夫市享有盛名，杜塞尔多夫市博物馆每年颁发一次卡尔·劳特巴赫社会图象奖（Carl Lauterbach Prize for Social Graphics）。然而，历史并不善待骗子。2012年，杜塞尔多夫市博物馆发布了以下信息： “与他后来自诩为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和抵抗艺术家相反，劳特巴赫在德国和1933年至1943年期间被德国占领的领土参加了大约40个展览，包括德国国防军（Wehrmacht）在巴黎为德国士兵举办的艺术展。劳特巴赫没有职业禁令，他的画也不被认为是“堕落的”。自1934年以来，他是帝国艺术协会（RKK，Reichskulturkammer，由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创建。它的使命是控制德国的文化生活。无论你的创作领域，电影、戏剧、绘画、文学等，你必须加入RKK才能工作。但加入RKK首先必须有一个官方的证明（Ariernachweis），证明你是“雅利安种族”。）的成员。
1.动画电影
每集的片尾（closing credits）实际上是20世纪20年代初鲁特曼（Walter Ruttmann）创作的无声动画电影（silent animated films）的摘录（excerpts）。
鲁特曼在创作时，用画笔（brush）直接在一个设置在动画相机下的玻璃面板上涂上油画。画、拍摄、修改、再次拍摄，一帧一帧（frame by frame）地重复整个过程，直到作品（opus）完成。鲁特曼显然是第一个用这种方式创作动画的人。
他还拍摄了纪录片《柏林：城市交响曲》（1927）。
与许多艺术界同胞（compatriots）不同，鲁特曼在纳粹掌权时并没有离开德国，尽管他工作的电影制片厂（film studios）已经被纳粹接管。他作为蕾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助手，参与拍摄了《意志的胜利》（1935 ，The Triumph of the Will）。
1944年，当他在俄德交战前线制作一部类似的电影时受了重伤，死于柏林一家医院。他的职业生涯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begs an question）：一个前卫的（avant-garde）艺术家怎么会和残暴的极权主义者（totalitarians）共事？
2.德国绘画
1926年鲁道夫·施利希特创作的水彩《Hausvogteiplatz》是德国表现主义的代表【Hausvogteiplatz（没找到中译名，不过vogtei是总督府的意思）是柏林米特市中心（in the central localityof Mitte）的一个地下火车站】。施利希特在他的画中放置了一个绞架（gallows），这是对这座注定要毁灭的城市的先见之明（prescient）。1937年纳粹宣布施利希特为“堕落”（“degenerate” ）艺术家，1939年禁止他绘画。
1928年珍妮·玛蒙创作的《Sie Repräsentiert》（she represents）描绘了女同夜总会（lesbian night spot）的女性，发表在名为《Simplicismus》（德语的“帝国主义”是“imperialismus”，-smus应该是xx主义的后缀吧）的讽刺（satirical）杂志上，实际上是编辑们给这幅画起了标题。他们附上（attach）以下文字：“爸爸是州检察官（state prosecutor），妈妈是州议会议员，我是家里唯一一个有私生活的人！”玛蒙以铅笔、钢笔、墨水和水彩画描绘女性闻名于世，回想起来（inretrospect），她在柏林咖啡馆包括女同夜总会描绘的放荡不羁的女性似乎最为人们所铭记。
珍妮·玛蒙参与了“新客观”运动（Neue Sachlichkeit /New Objectivity movement） ，当时很多德国艺术家都是其中一员。这是对表现主义理想化（Expressionist idealism）的拒绝，是对社会和政治参与的转向。1933年她最后一次公开展览后，玛蒙读到了纳粹关于她的严厉谴责（scathing denunciations），做出了一个选择——她把自己孤立起来，德国人称之为“internal exile”。她退到自己的工作室（studio），在那里绝对保密地工作，从不展示、出版或谈论她的艺术。不可思议的是（miraculously），纳粹没有迫害玛蒙。她在战争中幸存下来，1976年去世，享年86岁。
1928-1929年霍斯特·诺曼（Horst Naumann，1908-1990）创作《魏玛嘉年华》（Weimarer Fasching），这幅画反映了魏玛时代的纷繁万象（kaleidoscopic）。头戴高帽的卡巴莱（Kabarett/cabaret）舞者们、即将成为世界重量级拳王的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ling，迄今为止德国惟一一位世界重量级拳王）、1925年当选总统的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兴登堡周围的墓地、齐柏林飞艇（Zeppelin airship）和无底深渊般的银行金库（gaping mawof a bank vault）；左上角一队法国双翼飞机（a fleet of French biplanes），画底部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在布满（ strewn）坦克的战场上艰难行进（slogs across），中心最引人注目（commands one's attention）的一个身穿红色夹克、戴着单片眼镜（monocle）和万字符（swastika）装饰（embellish）钢盔的士兵。
诺曼是一名画家和平面设计师（graphicdesigner），1927年以前在德累斯顿美术学院学习，奥托·迪克斯（Otto Dix）是他的教授之一。1927年，诺曼加入了KPD；1929年，他加入了KPD的革命视觉艺术家协会。1931年，他在一家商业印刷公司工作，设计广告牌（billboards）、明信片（postcards）、宣传册（brochures）和海报（posters）。1934年，纳粹逮捕了他，并把他送到一个左翼政治犯拘留中心（detentioncenter）。1939年，他被强迫（press-gang）加入纳粹军队，在一个劳工营（labor battalion）工作。战后，霍斯特·诺曼以其众多的邮票和海报设计而闻名，他为德国动物园设计的海报最为人们所铭记。
3.爵士乐
美国爵士乐在20世纪20年代横扫德国并在那里扎根。人们通过广播收听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的音乐，查尔斯顿舞（Charleston）风靡一时。
艺术家们也注意到了爵士乐。奥托·迪克斯创作了两幅展示爵士音乐家的画作，一幅1922年的自画像，名为《美》（die Schonheit）；一幅1928年的三联画（triptych），名为《大都会》（Metropolis），该画中心位置的精英们陶醉于爵士乐组合（jazz combo）演奏的音乐。
尽管现在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爵士乐已经过时（out of vogue）了，但我们中的一些人仍然认为它是一种不可或缺（indispensable）的音乐形式。但是爵士乐是如何产生政治和社会影响（implications）的呢？部分答案可以在德国历史上找到。
1933年，爵士乐因为与非裔美国人的联系被纳粹攻击。1935年，为了制止“种族污染”，他们禁止在德国电台播放爵士乐。1938年，他们组织了“堕落音乐”（Entartete Musik）展览，诋毁（denigrate）爵士乐以及古斯塔夫·马勒（Gustave Mahler）和费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等犹太古典音乐作曲家。许多德国年轻人把在地下俱乐部演奏爵士乐作为对纳粹禁止爵士乐的挑衅，从1941年开始，纳粹开始大规模逮捕摇摆青年（Swingjugend），把他们送到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