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在当时的中国政府外事官员看来，这个英国人也是一个异数。他谦逊的态度、不断对日常中的客观真实的强调、避开中央核心区域、对边疆的选择，都帮助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菲尔•阿格兰德和他的团队在丽江一住两年，留下了1990年代初中国社会最完整、全面的一段影像纪录。这就是纪录片《云之南》，很多人忽略了菲尔•阿格兰德为他作品所取的完整名字——China: Beyond the Clouds——它不仅关于丽江、云南，它是一个时代的中国侧影。
《云之南》开始在欧美各大电视台放映是在1994年，那时西方已经经历了传统小区的解体，人们搬进高楼或迁往郊外，变得越来越孤独、孤立。而阿格兰德所呈现的丽江，仿佛正处于现代化的萌动之初，西方的观众既能从青少年犯罪、毒品泛滥等全球普遍的问题中，对丽江居民的忧患感同身受，更多的则是通过影像，缅怀他们已逝的“good old days”。1990年代初中国西南边陲美丽的风景与人情，紧密、传统、并未因政治变迁而被撼动的社群关系，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让云南本地的观众都深受撼动，因为这一切现在仿佛也只是记忆了。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丽江的变化？
Phil Agland：1996年夏天之后我还没回过丽江。我不可能有什么意见。我只能通过别人的描述了解一些情况。比如很多人或卖或租了他们的房子，从老城搬出去，老房子开了饭馆、旅社，每个人都说变了很多，但我并不想发表意见。我能说的只是老城的重要性，小区感的重要性，当你把这种小区破坏掉的时候，人们变得更孤立、孤独，这对每个人都是有伤害的。《云之南》所展示的是小区的力量，当你生长在老城里，你知道牙医住在哪儿，你认识的这些老师、孩子、老人，形成你对整个地方的感受，这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空间感。当你突然被从中抽离——这种事情在英国发生得太多，不仅是在中国，全世界都这样——你搬进一个高层公寓里，切断了与小区的联系，不得不开车去学校，人们变得越来越孤独，产生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我认为从深层的基因密码来说，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越孤立越难以生存。
当然，发展很重要，就像我儿子渴望所有的新技术，我都支持他，新一代总是有野心的。中国充满雄心壮志，中国的发展显示了它的野心，这是很积极的一面。这部片子是对丽江的一种礼赞，称颂它的过去，同时也预示通向未来的路径。当你建立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小区，重要的是把过去的元素纳入新的规划，过去总是对设计未来有益，不能被忽视。
我曾与非洲巴卡部落的矮人一起生活过，他们一无所有，但他们是我见过最快乐的人，我觉得他们快乐的原因是他们连卧室都可以跟别人一起分享，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一起。我的朋友说，如果你把这些人从贫民窟搬进公寓楼，他们并不会快乐，反而想要回到贫民窟，因为他们希望和朋友们在一起。所以在我的经验中，最快乐的人是生活在小区里，尽管贫穷但分享一切；被孤立的人内心深处是最不快乐的。
时代周报：《云之南》为丽江带来了国际性的知名度，但另一方面也使它变成了西方游客的游乐场，你怎么看你电影对当地的影响？
Phil Agland：当我在一个地方拍摄时，我总是很担心人们忽然的涌入，改变了一切。对于丽江，我一直担忧。但是当时那里已经在修机场，是机场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因为人们非常容易抵达，我拍电影的时候需要坐两天车才能到丽江，非常闭塞，那时我就担心机场会改变一切。但发展对丽江人不是件坏事，年轻人有了工作，给地方带来财富，住在玉龙雪山上的彝族人可以从游客那里赚到钱，这些都是积极的方面。人们都喜欢看到传统的人在从事传统的事，但，年轻的一代渴望加入现代化的进程，只是我觉得政府应该掌控这种发展，学术机构应该建言如何掌控发展。
《云之南》在欧美的影响非常好，它揭示了中国不为西方人所知的一面。有人因为喜欢唐医生而去丽江。人们从中看到普世的情感，抛开语言的障碍，触动心灵。我因此收到了成千上万的观众来信。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太愿意回去丽江，我怕情况太糟糕我承受不了，但是我不想做判断，那不该由我来判断，而该由丽江的人。李国武先生（丽江外事办主任）就对于发生的一切持乐观的态度。我不喜欢游客。我喜欢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但一旦他们变成英国游客、德国游客、美国游客，我都讨厌。但你无法阻止，大家喜欢体验不一样的文化。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对犯罪案件那么感兴趣？无论《云之南》还是你后来在上海拍摄的《上海爱与死》，都以罪案为主线。
Phil Agland：我并不是对罪案感兴趣，但是，它是城镇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性的问题，我想从中发现新与旧的张力。我并不想把丽江拍成世外桃源，一个完美世界，因为生活是不完美的，就像黑与白、阴与阳，充满各种冲突。电影拍摄者想揭示这种矛盾。对我来说，展示丽江的现实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观众才觉得可信。
上海，作为中国大城市的样本，在1995年到1997年正经历巨大的变化，你无法忽视罪与罚，法律与秩序。中国现行的刑法与民法都是1979年才开始实施的，对于警察而言，一千二三百万人口的城市是个巨大的挑战。但这只是《上海爱与死》呈现的一方面，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孩子、老太太而不是罪案。但理性的讲，中国这种法律的程序是很有意思的。在现代化的急速进程中，民法的介入对警察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我们的确在丽江点了一把火
时代周报：为什么当时丽江发生的所有重要的事都被你们拍到了？包括电影里的那场大火。以至于在丽江流传着一种说法，说那把火是你们为了拍片的需要，自己放的。
Phil Agland：关于那场火，的确是我们设置的。那时在城里，有四所房子准备推倒重建，于是我们问可不可以先设置一场火灾。在整个七小时的片子里，那是唯一的一场戏。但是除了消防队，没有人知道会发生火灾。人们的反应是完全真实的，而且也不涉及我片中的主人公。火灾过后的检查是真实的，火灾事实上也是消防队的一次演习。当然有一点人工的痕迹。
时代周报：那个遭遇火灾的人的反应呢？
Phil Agland：失火房主的反应，被烧毁的书，那是绝对真实的。只是我们拍摄的被烧毁的房子，和火灾中的房子不是同一所房子。真实的火灾发生时，我们错过了。当然，没有这些（火灾重构）也不影响故事的发展，只是它说明了木建构房子存在的危险性。我们拍到那个家中失火的老人的反应，是在（火灾重构）之前。我跟随唐医生的妻子（居委会主任）去检查，发现有很多暴露的电线，确实很吃惊，可以想象，一旦一所房子着火，也许会烧掉半座城。当我拍到人们很真实的反应时，我真的很兴奋。
时代周报：关于纪录片的伦理，你有怎样的考虑？在《云之南》里，有年轻人谈论吸毒的镜头，还有一个少年从看守所出来后抱怨警察对他随意使用暴力。你是否担心片子在中国公开放映会对纪录片中的人产生负面的影响？
Phil Agland：现在不担心了。但之前我一直担心这部电影不会在中国公映。其实我每一部片子都会担心，在上海拍的片子就没有在中国公映，同样在法国拍的片子也没有在法国公映。我并不想让任何人为难，我只是非常关心这些年轻人的状况。我会跟公安系统的人，无论北京的还是丽江的，解释为什么我要拍这些，因为我想把各种类型的人都纳入这场旅程。年轻人尝试毒品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我家乡城市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任何城市都存在的问题，这是全球性的。
时代周报：怎么看待普通人在摄影机面前的表演欲望？
Phil Agland：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其实他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我什么时候开机拍摄。因此我并不担心他们为摄影机表演，我总是等着他们表演结束。使用胶片摄影机的美妙之处在于你不可能拍下所有的东西，除非很有必要，胶片只能每次连续拍摄15分钟，你必须要很有耐心。我得说大部分的人从不表演，他们难以置信地自然。当有人对着摄影机表演时，我只是手持摄影机坐在那里，不跟他们交流，我躲在摄影机后面，最终人们还是会恢复自然状态。语言不通会是一个障碍，大部分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拍下的场景里人们在说些什么，但通常动人的只有那一瞬间，也许两小时只有一分钟，我总是能通过他们的身体语言捕捉到，这一分钟剪到片子里时，就变得意义重大。其实一个场景最重要的只是一个核心镜头，配上一些反应镜头，就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