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地方

（文章原名《 当代艺术作品中存在身体吗？ 》，选自《现代众神》，PDF版详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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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别谦在《你逃我也逃》中发明了痴汉-影像，其意义正如福柯写出了《疯癫与文明》。“在我们这个时代，疯癫体验在一种冷静的知识中保持了沉默。这种知识对疯癫已了如指掌，因而视若无睹。但是，从一种体验到另一种体验的转变，却由一个没有意象、没有正面人物的世界在一种宁静的透明状态中完成的。这种宁静的透明状态作为一种无声的机制，一种不加评注的行动，一种当下的知识，揭示了一个庞大静止的结构。这个结构既非一种戏剧，也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个使历史陷入既得成立又受谴责的悲剧范畴的地方。” （把“痴汉”换成“疯癫”就是《疯癫与文明》前言中的一话）

我要说的无关男女、夫妻关系，而是福柯所说的一种被强加的“至高无上”性，它如何用冷酷，有时甚至是装傻的冷酷语言支配行动，达到互相交流和互相承认。不能说这是在街上随机开枪，但这就像无缘无故地拉一个人来进行某种谈判和强制协作。

所以当好多冷饭也翻炒为“至高无上”，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至今仍有朋友受这种电影情节的刺激：艺术家到了一个地方，画一位太太的裸体，太太的丈夫视其为伤风败俗，气急败坏地将艺术家暴揍一顿，那位太太伙同艺术家对不懂艺术的丈夫解释裸体是艺术的对象，而艺术是高级的，是对生命的赞美和拥抱，它并不令人羞耻。讲完这部电影，朋友坚定了他将裸体进行到底的信念，好像总有一股保守力量和自视前卫的贬抑力量在和生命作对，不管别人怎么看，这是他自身的处境，他没理由视这种处境为老生常谈。要我说，这份儿焦虑是多余的，因为按照这种观点，大自然到处都有艺术的模特，金丝猴就充满生命；梵高的名作鸢尾花、向日葵和星空，也不是从人类中找的模特，为什么非要和难缠的人类讨价还价呢？然而在人体的至高无上面前，雄辩马上会成为过时，甚至来不及谈什么是身体，身体能做什么。

戈达尔的《老地方》这部电影刚好是关于艺术、博物馆与“存在”的。电影提到艺术家波尔坦斯基的旧衣服堆展览，波尔坦斯基说：穿漂亮衣服好像真能令某些人满足，有些人就这么以为，但他们的生命并不在衣服里，尽管如此他们好像在展示一种实现了的新生命。”电影接着说：“就是教堂创造了它，毕竟你只是堆旧衣服……称它是儿童储藏博物馆，不仅是对语言的侮辱，而且是一种暴行，一种艺术犯罪，被大家公认的。”这是为了回答影片开头提出的协议的问题：“制作者必须核查任何物体和对象，一般的或者不一般的；在任何领域，根据他们的动作和言行，保证鉴别任何存在的痕迹，关于那我们同意称之为艺术——最终发现是否艺术就是个传奇或者是个现实。”

接着，影片又提供了另一个例子：“有个展览，关于南斯拉夫战争，报纸指控拍照者在制造艺术……人们必须认真对待。一个名叫威廉姆•哈兰德的人挖出了无数的尸体，几个月才结束。为了海牙的法院，这些照片澄清了反人类罪的事实。现在如果有人误解，那是因为拍照者不应该扩大这些照片，也不该在帆布上展示，好像它们就是艺术品。”

“至高无上”没什么令我感兴趣的地方。即便有人跑过来，热情地赞颂我本人是至高无上的，难道我就应该感到开心吗？建议开发至高无上在今天有着最糟糕的品味。因为如果真想帮助一个人，你关注的会是他的死而不是他的至高无上或究竟是否天才。否则帮助就是讨价还价。“你也会死”，戈达尔说。我感兴趣的是艺术从艺术制品中的逃逸，我对戈达尔的电影的兴趣就是这种兴趣，他让电影不断摆脱电影；我感兴趣的是一些难以言说但又并非特例的例外——苍白的、永远不在那里的我的朋友皮埃尔，如萨特所说：“我只忠于他”；一个被诬告的职员，他犹如一只濒死的动物；当我意识到她的病痛和我们对她的病痛的无动于衷时，她已经死去好久的外婆。这些不正是传奇和现实所在的地方？何以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那样将自己作为艺术品展示的城市，以及任何一个被视为艺术家的人，好像都掌握着某种先天的、自在的至高无上的东西？在某些时期，至高无上的东西在教堂中； 现在至高无上无所不在，例如“裸体=生命=至高无上”。虽然列这个公式的人宣称站在生命一边，也经常礼节性地反对苏格拉底“理性=德性=幸福”的公式，但这两个公式根本上就是同一种操作。

在裸体仅仅是旧衣服甚或可能已经是死亡的时代，某种生成-权力的话语却说那里有生命的表达，它禁止死亡，它赋予某个作为死者的躯体一种静态的凝固的生命价值，为的是催促躯体积极地参与制作，从死亡中提炼兴/奋剂和鸦/片；或者，当大屠杀的尸体被挖出，尸体的照片被当作艺术品展示，这复活的是照片和展览的价值，而不是生命。因为生命体现在它们与正在到来的灾难搏斗、纠结的时刻。对那些时刻无能作出思考的人，拍下照片、展览照片、观看照片也不会变得对生命有任何帮助。

在我有限的社交中有一种隐隐约约让我感到心碎的东西。普鲁斯特说作家的天才体现在他的作品中（离开他的作品，从他的举止和羞涩看，他可能只是个庸俗的公子哥儿）。但今天你若不像个企业家或活动家或策展人那样“身体力行”，人们就会问你的作品和行动在哪儿。对你的需要和接近成了人们挖苦你的机会。

更常见的是，自从艺术品不由分说地成了“至高无上”的代表，艺术馆和展览馆就成了教堂，艺术家就成了牧师。我们的邻居是纯傻子倒可能更好些，如果都是艺术家在做作品，那我们每天都要面临被布道了，在这种布道中，爱要成为恨，除非它仅仅是对牧师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