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总是饱藏着温度。就像普鲁斯特的“追忆”，是重新去寻回逝去的时光。这种寻回的举动，换句话说也就是对记忆重新进行创造。吉光片羽如此难以被客观地呈现，以至于莫迪亚诺不惜以虚构的方式去创造记忆本身，并赋予记忆不曾有过的情绪。一段虚构的记忆，或许尚能以客观的方式得到呈现，只要给以发生的动作，以叙述的老套方式传递出来。但对于一段真实经历过的往事，如何还能以客观的方式去呈现呢？回忆的姿态已经预先在腔调中刻入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距离。所谓的“零度”，无非是假象。
但或许，电影赋予了我们一种比文学更加客观的用来描述记忆的方式。影像永远处于现在时态，它直接地呈示于我们面前，让我们目击到此刻正发生的事，这与电影使用何种手法来暴露回忆的举动无关：无论闪回、时间字幕条还是沧桑的画外音……。与之相对，文学永远都在以某种过去时的方式讲述：写下的当下，时间已然过去。我们说电影比文学能更客观地呈现记忆，丝毫不是说用电影来“客观地”呈现回忆便不具难度。难度仍然巨大，原因在于我们已经接受了两种极端的表达。
要么是一种对事件作绝对客观的呈现，好像是在展示他人的记忆，要么是在记忆中附加上某种程度的情感。对于前者，我们构想了一种绝对，但却能轻易实现。它是只能观看的影像，我们看见记忆本身，却不触发任何情动（没有共情的可能）。而后者或通过画外音或通过闪回的方式，实则已是一种情感化的操作：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观众已经感触到了某种情绪，他们看见的是过去发生的往事，一种时间距离所产生的情动力量已经悄然发生作用。
最为困难的是那种看似客观、实则饱含温情的影像回忆。作为导演自己的回忆，它如何可能是客观的呢？又如何不可能私人的情感。两者间产生的微妙平衡让人难以置信，尤其对一段带着创伤性质的回忆。这就是我们在卡拉·西蒙·皮坎的《九三年夏天》中所见到的情况，它既没有发展为一段私人影像，也没有做到绝对客观。它在私人化的电影中创造了客观影像：它即是导演个人的自传性叙事，此为私人电影；但却是客观呈现的，导演以小演员为替身从影像中抽离了自己。
电影中的弗里达实则是导演的化身，却隔着一段不可消解距离。一个独立自主的生命，没有为回忆的强力所侵蚀和困扰。电影对弗里达细腻又复杂的内心做了多重展示：母亲的离去让她开始模仿母亲，与妹妹安娜两人一起扮演母女，并构成全片为数不多的幽默段落，这实则暗示着对缺失之爱的自我补足。这同样反映在弗里达对新妈妈态度的转变，以后者在弗里达某次受伤后细心的包扎为转折，弗里达此后的言行变成了与安娜一同竞争母爱的行为：比如将安娜摘的那株白菜硬说是自己摘的，直到一些偶然事件开始让他们怀疑她在对安娜故意使坏（失踪、溺水）。
这些细腻的心思不可能是完全虚构的，肯定是源自导演儿时的个人经历，尤其是电影结尾那一声哭泣，因为其难可琢磨更让人动容。在《九三年夏天》中，观众始终处于观看的状态，不曾共情，却又处处动情，因为它客观又私人的影像性质。这让我想起了今年在FIRST电影节看过的一部智利电影《国王》，似乎与《九三年夏天》恰好形成反观。电影讲述的是法国冒险家Orllie－Antoine de Tounenes一生的故事，导演以历史事实以基础重新虚构了这位“国王”的传奇人生。这是一部客观电影，因为整个故事与导演没有任何关系；但却是私人影像，它全是关于Orllie－Antoine de Tounenes个人的影像，关于他的野心与举动，导演尝试以各种创新的形式将这位传奇人物展现在观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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