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记住我

评分：

6.0 还行

分类：剧情爱情地区：中国大陆年份：2017

简介：影片讲述了县剧团的小名角彩云到上海寻找“明星梦”的故事。彩云在上海投靠了从小青梅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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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8-12-03

请你记住我影评：导演彭小莲：写作是我的救赎，拍电影是我的梦想

彭小莲导演是第五代导演中比较特别的一位。她拍的不是商业片，但电影氛围却很美，细节很漂亮。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在看过她的《女人的故事》以后，说他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导演和一部漂亮的作品。
特殊的成长环境让她的作品里充满了历史的深度与温度，不管是《上海伦巴》《美丽上海》，还是今天上映的《请你记住我》，她的镜头永远捕捉的是老上海和老电影人。锦衣华袍只是虚妄夸大的符号，她注重的是在时空对话中寻觅出人物最真诚最本质的情感。作为为数不多坚持了几十年艺术创作的女导演，她以更为细腻的手法和视角来观照女性，思考现代女性的个性表达。
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她用文字继续表达。难能可贵的是，她对影像和文字具有同样的敏锐度，谢飞导演都劝她既然文字这么好，干脆不要拍电影了。但她说自己最喜欢的还是拍故事片，因为能够在真实和虚构之间不断探索。
她的最新电影《请你记得我》充满了彭导以往片子里的老上海情结和对老电影人的崇敬，也在此基础上展现了现代年轻人的困惑与迷茫。在影片上映之际，我们有幸与彭导一起聊聊关于《请你记住我》以及导演创作的那些事儿。

上海情结&老电影情结

Q：《上海纪事》《美丽上海》《上海伦巴》，包括这次的《请你记住我》，您一直在拍上海主题的故事，上海这座城市对您意味着什么，您是有上海情结吗？
彭小莲：我第一部影片《我和我的同学们》(1986)就是在上海拍的，当时写的是青岛的一个中学发生的故事，是一部儿童片。我的美术就说，为什么要去青岛拍？上海不是很有意思？制片一听就兴奋了，说太有道理了！因为制片都是要考虑预算的，不出上海我们可以节约很多钱。

我记得那部戏是34万人民币拍的，当时在厂里也是预算最低的一部戏。影片得了那一年金鸡奖的最佳儿童片。记得厂里打电话通知我获奖了，我说不可能的。最后厂里让我去北京领奖，我说我不去，那时我正在写一个剧本。那个年代，你不要出去找钱，你需要做的就是赶紧闷头想下面的戏。厂长火了，说，“你不要这个鬼样子，老是搞得很不合群的，这是任务，必须去。”我一看厂长火了，我怕下面的剧本不通过，于是赶紧跟去了。

我对得奖很在乎，不管什么奖，大奖小奖，都在乎！因为得奖以后，你会有更多的机会；但是我对这些场面上的事情，又没有兴趣。我看见人多，脑袋就大！所以，我几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我也不喜欢跟着电影路演，现在没有办法了，票房难做，这次《请你记住我》，发行方做点映的时候，安排我跟观众见面，我每次都到场。有了物料，我自己在微信上也到处转发。真的会有一种很尴尬的感觉，我是导演，自己就从摄影机的背后，跑到摄影机前面来了？这是导演吗？不能多想，出来就出来吧！
《我和我的同学们》当年卖了180个拷贝。那时候一个拷贝，中影就付给厂里70万人民币啊，87年的事情！所以我一直说，上影厂的职工大楼里，有我们摄制组的一份贡献!
我后来一直拍上海，跟我一直拍低成本有关系，手上的预算有限，走不出这个城市。我自觉地选择低成本拍摄，因为这样做的话，导演的自主权就比较大。然后，拍着拍着，就发现自己很懂上海，而且上海犄角旮旯里有那么多的故事，每栋房子的窗户后面，都有一段生命的旋律，他们有不同的乐章，我怎么就不能把他们表达出来？我逐渐发现，我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黑帮故事，什么小老婆，打斗追杀，风花雪夜，一概没有兴趣。后来我想，这可能是和我的文化背景有关系。

我父亲是“左联”的作家，引以为骄傲的是，他是鲁迅的学生。我是读着鲁迅和萧红他们的书长大。特别是那些三十年代的文人之中，有很多是我父亲的朋友。文革以后，当聂绀弩伯伯他们都放出来时，母亲让我从电影学院赶去看望他。那种直接的接触和交流，让我能感觉到自己全身上下都蹭满了他们的文字，本能地对他们的文化、生活和细节充满兴趣！我们是看着左翼电影长大的。后来我留在上影工作，从场记当起，就是跟这些老演员、老导演们一起工作。因为这些经历，所以对这些中国左翼老电影和历史会有特别的感情。
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上海纪事》是我影片里，电影语言最好的。我们的美术、置景和道具，都为影片做了太多的贡献，特别是摄影和照明，都非常讲究。我们那时候年轻，都非常疯狂，所以几乎有40多个场景，一直是上千人的大场面，但是镜头的运用和调度，都很大气且真切。

虽然是主旋律的影片，但是我做了大量调研，去上海档案馆看了很多资料。有些很小的细节，我都是在档案馆里找到了根据，否则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个时期的老上海。我不喜欢拍只有场面，没有细节的电影。当时影片在美国发行了，一个被“麦卡锡运动”陷害过的美国老太太，看了片子热泪盈眶，在现场拉着我的手说：“感谢你，感谢你！这是1948年的上海，我记得！”我也非常感动。不过，最完整的电影是《美丽上海》，因为全部的演员给剧本和影片加分很多。

Q：《上海伦巴》和《请你记住我》，都讲了赵丹和黄宗英的故事，您对这两位演员有怎样的感情？这两部电影都以某种方式与老电影和老电影人对话，您的迷影情结和老电影情怀是怎么形成的？
彭小莲：因为我和赵丹和黄宗英的大女儿赵桔是小学同学。我们同年生，小时候一起演戏，赵桔演母亲，我演她的女儿。她像宗英阿姨，小时候就是一个细高个。后来跟他们的小儿子赵劲是大学同学。小时候就在他们家一起玩。当时，我父亲已经出问题了，但是赵丹和黄宗英从来不歧视我，不会不让他们跟我玩。

后来文革在干校的时候，赵丹很苦闷，看见我妈妈就说，“连书都没有看。”我妈妈说，“我借给你！”因为我们家有7个书橱的书。奇迹的是，文革时期没有被抄走。我记得赵劲来还书的时候，还是小学生，拿着四本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我从农村插队回来，我让他进屋子里坐，他胆怯地说：“我回家了。“

跟宗英阿姨说话，从来都可以胡说八道的，他们家是那种没有“规矩”的人家；赵丹活着的时候，完全没有明星架子，跟小孩子一样。我写了一本自己做的小散文，里面配了图画，送给赵桔，赵桔当宝贝一样拿给赵丹看。赵丹会跟女儿说，“这有什么稀奇的，你也写一本，我来给你画插图！”
后来，我在农村插队，一直上不来。有一个领导愿意帮助我，前提是，就是要送他一幅名人画。我妈妈说，“我哪里认识什么名人。”就去找赵丹，赵丹说，“我的画还不够有名，我帮你去找黄永玉。”后来黄永玉给了赵丹三幅画让他选。妈妈就选了黄永玉的代表作，一只眼睛开一只眼睛闭着的猫头鹰。另外两幅就还给了赵丹。

调令下来的时候，我正好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录取通知，于是那幅画就没有给领导。后来，谢晋的儿子要从杭州杂技团调到杭州话剧团，又遇上了那个领导，于是就送给了谢晋，很快谢衍就调入杭州话剧团了。感情和友谊，就是在这些琐琐碎碎的真情里渗透的。

拍名人是要得到名人授权书才开始申报的，这是我最不会做的事情，我情商低，不知道怎么跟名人打交道。但是，赵丹和黄宗英一家没有这个问题。我只要把打印好的授权书交给宗英阿姨，她就签字了。她不会审查我写了她和赵丹这个那个的。她让我随便写，在纪录片采访她的时候，她也会很坦然地谈到，当初赵丹有了外遇，她的痛苦，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她对赵丹的谅解。我都拍在纪录片里，放在《请你记住我》里面。但是后来因为审查的时候，上海方面说有损赵丹的形象，就把这段纪录片剪掉了。后来，我给他们儿子赵佐看的是剪掉后的一版。我把纪录片的那一段另外放给他看，他说：“可惜了，剪掉了。其实黄宗英从来不会那么小里小气去管住赵丹的，人的感情真的很复杂！”这都是后话了，已经都剪掉了。
演员的选择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Q：对两位主演的选择主要是考量外形与赵丹、黄宗英的相似度吗？
彭小莲：我当时没有考虑像不像的问题，因为年轻观众可能根本就不认得赵丹和黄宗英。北京的默默导演，向我推荐了冯文娟。她说，“有个女孩我觉得挺好的，刚拍完一部电视剧。我一见到她，就很喜欢她的气质。“

于是，我和执行导演胡宗给她试了一段戏。我很少给演员试戏，我常常用对话来感受演员的理解力，但是冯文娟是一个例外。我对现在的年轻演员太没有把握，他们已经拍过很多电视剧，都有自己的套路了，该哭的时候，眼泪就会哗哗往下淌，但是总觉得他们的戏，不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后来，冯文娟试戏的时候，哭了，连鼻涕也流下来了。她去擦鼻涕，我说：“不许擦。”她一下蹲在地上，哭得特别伤心，她说：“让我怎么演戏，导演都不许我们哭的时候流鼻涕，你又不许我擦鼻涕。”我看着她哭，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们把手机上拍的视频，立刻就发给制片戴妍，我说，“这个演员我定了！”戴妍回复说，“可以！”因为，眼泪是可以演的，鼻涕一定是动了感情，不能控制流下来的。你去擦鼻涕，还想着自己的形象，你的戏就跑了!一定要真情流露。
回到上海，我就给冯文娟寄去很多宗英老师写的书，她看得非常认真，她给我微信说：“导演，我一定要演好这个角色，我太爱宗英老师了！”果然，她不负众望，演得非常出色，在平遥电影节上，拿了观众评选奖。
有意思的是，大家说，导演找得演员都长得很像！都说冯文娟长得像袁泉，然后冯文娟就说，“《大上海》里面，我演的就是年轻时候的袁泉。”我听了都笑了，真的会那么有缘份。

后来冯文娟的造型出来的时候，我们给黄宗英老师看，她笑了，说贾一平“好像阿丹啊！”照顾她的阿姨说，“这个女的（冯文娟）也好像奶奶（黄宗英）。”这是比较幸运的一件事情。

Q：电影中潘导的角色有您自己的影子吗？想代表一种什么视角？

彭小莲：潘导演里面没有我自己的影子。当时这个角色和炭哥就是代表“理想主义”和商业化的冲突，确定的是一个男导演。大家觉得这样和炭哥是一种重叠，所以就改成了一个女导演。后来觉得，确实女导演比较边缘，拍商业片的不多，现在很多女导演都在拍纪录片。所以就这样处理了，特别是找到了肖雄这样的女演员，她给这个人物加分很多，她不仅是上海人，她这个人本身，就是特别的理想主义！
“组里老说我特别幸运，想要什么就拍到了”

Q：《请你记住我》里房东和房客的关系，有点呼应《马路天使》《十字街头》。您是如何看待那时的片子里所呈现的青年人精神面貌的？
彭小莲：是有呼应的，向老电影人致敬嘛！原来特为找了一点老片子里，赵丹躲房东的片段，因为一些费用上的原因，就放弃了。因为原来老片子里，就是赵丹去讨好孩子，房东说“不要碰不要碰，嘴巴那么臭。”然后他的同屋笑话他说：“她怎么知道你嘴巴臭的？”最终，这段老片子没有用上，是在《十字街头》里的。其实每一代的年轻人，都会有自己的困境。

Q：电影里男主和女主因为相同的出身和朝夕相处积累起来的感情成为恋人，最终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和理想分开，为什么这样写他们的感情？

彭小莲：这是我一个大学教授的朋友跟我说的，他们以为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就业、买房子的问题，结果他们做了一个调研，发现是如何维持男女朋友的问题。很多年轻人，毕业了要回老家，对方就想去闯天下，然后影响了感情，这是让他们最痛苦的事情。在感情问题上，是没有对错的，这是真情和真情的对峙，不管哪一方胜利了，都是伤心的。

Q：噩梦片段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男主会成为女主噩梦里的施暴者？
彭小莲：噩梦，是没有逻辑的。女主内心的恐惧，是看了黄宗英的书产生的，她对生活没有安全感，看见赵丹他们在文革中的境遇，她感觉恐怖。赵丹长得像阿伟，她对阿伟的感情也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就混乱地搅和在一起了。

Q：影片结尾石库门建筑被拆掉很震撼，这段是提前拍的吗？感觉特别真实，有视觉冲击力。
彭小莲：这一段在《胶片的温度》一文里有详细的叙述。看见这批拆迁房子的时候，我们当时完全没有把握，是否可以拍到这个场面，当时都想好了，先把片子完成，哪怕是最后补拍，也一定要拍到这个场面。因为，拆迁办的人说，这里的房子都搞了六年了，人家不搬，我们不能拆的，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好。就在有一天，突然说，明天就要拆了。我们什么都顾不上，赶紧通知演员到现场，就这样抢拍下来的。我拍戏的时候，组里老是说我特别幸运，想要什么就拍到了！

“和写作相比，我更喜欢拍电影”

Q：能谈谈您跟小川绅介的合作吗？对您后来的创作有什么帮助？
彭小莲：小川说，他不会到广场上去拍摄，因为你很容易就会被现场的热情所带走，你会沉浸在那样的氛围里，你轻易就被周围的环境和人群融化了，但是作为一个导演，越是在这样的时刻，你越是要保持自己的冷静和立场，特别是自己独特的思考。当你一旦融化在里面，就很不容易捕捉到具体的“人”的本质的东西。
如果，他有机会在那种时刻参与的话，对于他来说，他最关心的是，那些每天在继续生活的老百姓，他们在想些什么？当这么大的事件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的时候，他们每时每刻又是怎么参与的？那些故事、人物，一定在广场的背后，在那些小巷子、小胡同里面，大家是如何在把握着时间这个概念的？广场又将会是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人际关系的。

小川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们受雇给别人拍一个工厂的宣传片，赶到厂里去的时候，正遇上工人在那里罢工，整个工厂是空荡荡的，那里空无一人。但是，当小川走进一个机房车间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老工人，他悄悄地出现在那里；他是去给自己的车床加温去的。……老工人告诉他，在这个车床前，他工作了二十五年。他太了解自己的机器了，一天不用这个机器，它就会冷却，重新再预热的话，制造出来的零件就会出现微妙的偏差。所以，他必须每天要给机器加热，给机器保温。……他说：“罢工结束了，我们还是要来工作的。我不能让机器损坏了。”

原来，小川在寻找的是一种看上去非常不引人注意的细节，而这其中蕴涵着生活和人物之间本质的联系。在这本质之中，就渗透了历史和大时代的背景，还有人的良心和道德的冲突。（节选自彭导《理想主义的困惑》一书）

Q：您总谈到喜欢拍故事片，您是更喜欢虚构的“真实”吗？
彭小莲：和写作相比，我更喜欢拍电影；因为在那种创作中，带有工业化的机械劳动，很多时候就是手工活。每当你触摸到胶片时，你会自觉地戴上白手套，哪怕样片最终会被丢弃，你还是想保持它的光洁。一格一格地剪接，看着原有的素材，在每一格不同的衔接下发生了微妙的关系，然后送去混录；再调光，举起12格样片看着，放在灯光板下辨别它的色调。即使和日本的调光师交流时，夹杂着专业用语的英文，写着中文，指着12格样片说话，程序都是一样的。那个过程，现在想来，真是让人非常享受。
只是，胶片的年代刹那间消失了，世界的胶片帝国柯达公司，就看着它塌陷；数字替代了胶片，拍戏的门槛越来越低，只要有钱，谁都可以上手。偏偏在找钱的时候，我显得那么愚蠢，我所有的拍片能力都在消失，我像乌龟一样，一直在那里爬着，爬得很慢很慢，却不想放弃。钱，还是没有找到。我躲回到文字里，把电影写进我的小说，在那里成就我的电影梦。有一次，一个观众对我说：你的小说比你的电影好看。我说：那是一定的！
为什么说一定呢？因为，小说是一个人的战争，你出征了，只要顽强地打下去，即使把自己打得头破血流，只要你敢于坚持，你还是会胜利的。电影，是世界大战，我常常还没来得及装上子弹，已经被打得溃不成军。在我惨不忍睹的时候，年轻的小制片戴妍在微信上对我说：导演，坚持！（节选自彭导《脆弱的写作》一文）
故事片更容易控制；纪录片是要全身心地投入，甚至投入到对方的生命里，才会拍得有力量。拍完《红日风暴》我就病了，抑郁了两年，吃药、锻炼，那个过程非常痛苦艰难，所以有点害怕再拍纪录片了。相对来说，纪录片找钱还容易一点，即使这样，我还是不想拍纪录片。心，太累了，我就去写作吧。写作，在我的生命里，一直是对我的救赎，拍片是我的梦想。

Q：有没有比较欣赏的年轻导演和年轻作品？
彭小莲：没有特别喜欢和欣赏的年轻导演，但是我会有特别喜欢的年轻导演的作品，比如《钢的琴》《村戏》这样的影片。他们所达到的高度和境界，都是我们年轻时候不能想象的。

喜欢的女演员和作家

Q：您和袁泉合作过，听说这部电影最初也考虑过她。当时是怎么发现她的，她什么地方打动了您？
彭小莲：与袁泉合作的时候，她刚刚从大二进入大三，学校还不肯放她。找她，就是看了她的照片，很喜欢她的气质，也不觉得她有多么漂亮，但是就觉得她和他们那一代的孩子，不一样。
我找演员，不一样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不一样才能跟别人区别开来，会被观众记住！朋友发现我找的女演员都会得奖，但是都不会大红大紫。问我为什么？包括袁泉，当初第一部女主《上海纪事》大三，就金鸡奖最佳女主提名，但是她一直不是票房女演员。

即使我喜欢的香港女演员，在《美丽上海》饰演大姐的顾美华，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拿了最佳女主，她在香港电影圈里，也是一种另类。后来，我拍的《假装没感觉》的中学生，就获得南特电影节最佳女演员，拍完戏就没有再进入演艺圈。我想我喜欢的女演员都是有特点有个性，还有那么一点点清高和骄傲，离世俗的审美不大一样，她们会是特别好的演员，但是他们不是明星！

Q：您有特别喜欢的作家吗？能给我们推荐几部作品吗？
彭小莲：像张中行先生的散文《负暄琐话》，这是可以反复读的散文，还有日本的大作曲家团伊玖磨的《烟斗笔记》，他的散文特别美，有一种音乐的旋律和乐章的节奏在里面，他同时是日本的散文大家，他的写作里充满了细节，那种非常细腻的人物个性和情感的细节！捷克作家赫拉巴尔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家。

导演门泽尔和赫拉巴尔是忘年交，采访门泽尔的时候，也谈到他改编了老赫的许多部小说，我问他，会不会拍老赫的《婚宴》，因为非常幽默，是写他的妻子的故事。门泽尔说，让年轻人去拍吧。门泽尔的电影，我基本都看了，包括他改编老赫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是捷克文，我都看了。我完全不懂捷克语，但是我几乎能背下那个小说，所以里面的幽默、诗意和深刻，我都能够明白，感觉表现得非常准确。老赫的《严密监视的列车》是门泽尔的第二部作品，当年就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的《失翼的云雀》也是根据老赫的小说改编，赫拉巴尔自己做的编剧，禁演20多年，当他带着影片去柏林电影节时候，观众不相信这是20年前拍摄的，电影语言那么前卫，人物那么幽默和深刻。门泽尔说，“我的演员站在这里，你们会在他脸上看见20年的变化。”

1953年6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茶陵，电影导演。曾在江西插队9年，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导演工作。1994年毕业于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获得电影制作MFA学位。2001年帮助完成了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的最后一部影片《满山红柿》，该片被评为当年日本NHK十佳纪录片。自编自导了8部故事片，在国内外获得多项嘉奖，
代表作品有《女人的故事》《上海纪事》《假装没感觉》《美丽上海》《上海伦巴》《我坚强的小船》等，最新作品为《请你记住我》。
业余写作，代表著作有《回家路上》《他们的岁月》《理想主义的困惑》《电影，另一种审美的可能》《不要给我讲故事，我需要的是人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