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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回家的中国年轻人需要接受七大姑八大姨催婚、催生的「年味盘问」，《第一归正会》里激进的环保主义者迈克尔对生育繁衍的抗拒比我们更彻底，他的不育理由上升到了人类一体的世界观高度：世界已经走向了一个严重的、大规模的、不可逆的毁灭，社会结构禁不起多样化的危机，无秩序将在不久的将来占据你的生命。
生育即处罚，与其让生命在这样的世上受辱，不如在源头将绝望扼杀——堕胎。
《第一归正会》开场的这场静穆、抑郁的对话场面，就抛出了美国左翼和右翼都极具争议的重要命题：环保和堕胎。被绝望拉拢的男主角牧师托勒理解这位高级恐育人士的殉道精神，但神职人员的信仰又要求托勒必须给出希望，即使这个希望是模糊而虚构的。
讽刺的是，牧师托勒给出的希望巧妙绕开了政治和宗教的大旗，反而是从最小的单位——自我，来给迈克尔讲诉心灵鸡汤，自己的儿子被自己亲手送上战场并最终牺牲，他用自己的破碎家庭来举例论证——夺走生命的创伤超过遭受它进入世界的创伤。
这个并不怎么高明的解释，是《第一归正会》的编剧和导演保罗·施拉德在自己之前的系列男人电影里经常使用的路径，充满对救赎的渴望，但又无力从本质改变现状。
作为一个严苛的荷兰加尔文教家庭长大的后代，施拉德的施虐倾向显然强于其他美国同行，他编剧或导演的《出租车司机》《美国舞男》《迷幻人生》等作品都展现了他对存在的诸多黑暗构想，聚焦于讲述男主角可悲狭隘的怯懦故事，又以可悲又狭隘的斗争结束。
艺术家一旦进入职业生涯的晚年，都易陷入一种自由而缺乏抑制的风格状态，《第一归正会》比之前的救赎故事更彻底，它必然比去年同题材并提名奥斯卡的《海边的曼彻斯特》走得更远，因为在肤浅和当下的世俗绝望下，还有宗教的超越性亟待处理。
作为布列松和伯格曼的忠实好莱坞推手，影评人出身的施拉德并不忌讳自己对《乡村牧师日记》《冬日之光》《牺牲》等片的致敬。牧师以日志方式凝视神性的深渊，责问形而上学/神学的缺席，关于神性的定义不断被精炼、压缩和感应。
只不过更加美国的施拉德拥有一个美式堂吉柯德的野心，他更想在一个更广阔的市场中布道，将自己的观点带给参加弥撒的普罗大众。
当托勒的胃痛止吐水倒入威士忌并形成一个粉色星空漩涡时，很难不让人想起《出租车司机》里特拉维斯盯着水杯中嘶嘶作响的泡腾消食片的画面。这是一种完全关于世俗心智的特写停顿晶体，不是关于禁欲、骄傲、神圣的上帝是否会原谅我们的虔诚祷告，而是纯属于世俗世界的静穆超验。
在这个维度，施拉德反而超越了将世俗传统情感摒除的布列松，因为蔓延的粉色液体比用信念定义信念的精神提升更贴近电影的本性。
最后，施拉德将关于粉色的世俗静穆移植到了托勒徘徊的海边，被污染生锈的船体和黄昏中的粉色天空相互映衬，托勒对自己说：「我找到了另一种形式的祷告。」这种祷告并不要求信徒必须知道什么，只需要信徒弄明白自己要干什么，环保成为政治取代宗教的发端，托勒被环保主义的狂热拉拢了，自杀的迈克尔重生在托勒的身体里，一种炽热、政治化的信念而非信仰开始成为托勒的明确事业。
第一人称旁白成为托勒与宗教超验性斗争的见证，我们信任旁白者宽慰人心的嗓音，但也容易被他看似可靠的自我辩解而蒙蔽。
《第一归正会》承袭了《乡村牧师日记》向上帝自我剖析的路径。中世纪的基督教徒通过自己的良好品行在上帝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他值得上帝来接纳他。
而现当代的历史经验，却令教徒们更多觉得自治之路是一条此路不通的死路。所以，《乡村牧师日记》《第一归正会》里的日志是一种不应建立在理解信念，而应建立在理解一个人不能理解信念的基础上的自我剖析的教义体系。
但本质上，布列松电影里的信仰者，终究是一个靠某种特殊需求活着的，对世俗的危险不做理性回应的人。
《扒手》结尾里米歇尔和让娜之间的深情拥吻在观众看来是否可信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是否愿意膜拜这一行为，角色最终无论是死亡、自由或是被监禁，布列松都用超越自己甚至超验的态度提出了一个连贯而可逆的信仰。
《第一归正会》的结局，360度旋转镜头下拍摄的拥吻更用力，反倒没有像《扒手》带来一种超验的冲击力，很大原因在于托勒最后15分钟的3次转变。
信仰激进环保主义却依旧跳过绝望相信永恒的玛丽让骄傲到绝望的托勒从厌世的神职人员转变为生态恐怖主义者，再突变为身负荆棘的宗教殉道者，最后又化身成短暂的情感妥协者。
其实玛丽并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行动影像，本质上，玛丽的每一次触发都更像是一种被转化为必然性的偶然性。熟读《圣经》的施拉德最喜欢的教徒是保罗，原本要去大马士革残害基督徒的保罗中途因为耶稣的点化而醍醐灌顶成为耶稣最虔诚的门徒。
保罗的转变源于耶稣的点化和自我的形变，是一次恩典在场的主动救赎，而托勒的救赎是一次现代性的恩典，不是行动的两难，而是决定的两难，没有神迹会为你点化现代社会中或平庸或残忍的陷阱，耶稣依旧不在，玛丽只能提供复杂而模糊的恩典轮廓，一切都需要托勒用自己笨拙的祈祷来连接上帝的感应。
托勒和玛丽的最终相拥不是纯粹的、成之有效的神迹感应，而更像是托勒救赎路上的一次有益徘徊。
背弃丰盛生命会女同事的关心和帮助，甚至当面侮辱她的托勒无疑是丑陋和危险的，施拉德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求爱效果并不是为了贬低踩高两位女性，从世俗情感的本质看来，她们是等同的，只不过代表当代自由派神学的玛丽比代表当代廉价恩典的女人更能激发托勒渴望罪孽宽恕的信念。
施拉德用拥吻后连音乐都戛然而止的静穆结局告诉观众，绝望可能依旧会延续，但接受平庸现实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仍然大体依赖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