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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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还行

分类：纪录片地区：中国大陆年份：2010

简介：袁世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曾是北洋军阀的领导人，在辛亥革命，成为中华民国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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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6-01-02

袁氏当国影评：当年袁世凯是对的。

以上的一切表明，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民主制度的确是个非常缓慢的工作，而且消除了一度十分流行的观念：民主一旦生根发芽就会迅速绽放。尽管民主可能是个“普遍愿望”——就如布什先生和托尼布莱尔坚决主张的那样，但他需要文化的土壤。西方国家几乎都是在建立了复杂的政治体系，强有力的公共服务，和稳固的宪法权利很久之后，才发展出了投票权的，而且，社会中很注重个人权利和司法独立的观念。

当年袁世凯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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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人》:民主出了什么问题？

民主是20世纪最成功的政治理念。为什么它陷入了麻烦，怎样做能拯救它？

颠覆了乌克兰政治的反对者们对国家有很多热切的期望。他们张贴的布告要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政治的干预，建立取代窃国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的廉洁政府。但他们的基本诉求只有一个：发动群众，反对过去几十年来腐败又擅权妄为的政府。他们要宪政下的皿煮。

易于理解为何如此。民主国家在富裕程度上胜过非民主国家，更少发生战乱，更有力地惩治腐败。更为根本地，民主让人们说出诉求，塑造自我，塑造其孩子的未来。世界各地的人们跃跃欲试，正说明了民主的不朽魅力

而这些天被基辅的事件撩拨起的兴奋中混杂着焦虑，一个令人不安的模式不断复现——从一个首都到另一个首都。人们云集于大广场。政权所准的暴徒们试着回击，却在群众的不妥协和全球媒体的报道下丧失了胆气。然后政权崩溃，世界拍手称快，再帮着建立民主。但是赶走独裁者远比建立一个可行的民主政府更为容易。新政权步履维艰，经济上困难重重，国家发现自己的状态和之前一样糟。这就是阿拉伯之春中的常事，也是十年前乌克兰橙色革命中所发生的。

1980年至2000年，民主小受挫折。但自2000年至今，挫折已经很多了。

民主正经历艰难时刻。凡是独裁者被赶下台的地方，他的反对者也大多没能建立可行的民主政权。即便建立了民主，系统的罅隙也让人见之心忧，然后民主就随政治失序而幻灭。可就在几年前，民主看起来就要主宰世界了呀。

20世纪下半叶，民主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扎根了——在被纳粹荼毒的德国，在有世界上最多贫困人口的印度，90年代，在被种族隔离弄得面目全非的南非。在非洲和亚洲，去殖民化缔造了一大批民主国家；在希腊（1974）、西班牙（1975），在阿根廷（1983），巴西（1985）和智利（1989），独裁政权也让位给民主；
在中欧，苏联的解体孵化出民主的幼鸟。到了2000年，美国智库“自由之家”把120个——全世界63%的国家，归于民主麾下。

那一年，超过100个国家的代表汇聚在华沙的世界民主论坛，宣告：“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之基。”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报告宣称，向威权和集权政府这种“失败试验”道别。“就是现在，皿煮终获胜利。”

在节节胜利后的这种骄狂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离得远些，回头再看，民主的胜利看起来并非那样不可避免。民主的发源地——雅典倒塌之后，这个照亮了后世两千多年岁月的政治模式陷入了沉眠。在18世纪，只有美国大革命诞生了一个可持续的民主。整个19世纪，面对民主力量，保皇派做出了持久的最后挣扎。
二十世纪上半叶，初生的民主在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崩塌。1941年，只有硕果仅存的11个民主国家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担忧地是可能无法保卫“伟大的民主之火免遭野蛮的停电”了。

全盛时期？国家的自由指数

在20世纪末看到的进展在21世纪止步。今年，尽管世界约40%的人口（史上最多），他们的国家会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但民主的全球进展陷入停滞，甚至会出现倒退。自由之家认为，世界自由事业的规模在本世纪初达到顶峰，2013年是其连续衰退的第八年。1980年至2000年，民主小受挫折，但自2000年至今，挫折已经很多了。民主的问题比这些数字显示的更为深彻。许多名义上的民主国家已经滑向独裁，用选举维持着民主的外表，但权力和制度这同等重要的方面却不在民主体制之内。

胜利时刻，民主信仰高炽，诸如推翻开罗和基辅不得人心的政权，可却是风烛石火而已。在西方之外，皿煮常会走向崩溃。在西方之内，皿煮也经常与远超旁人的债务和机能障碍相连。皿煮总有反对者，但现在，皿煮的老置疑和新弱点正在它的西方根据地中合流，随着他在其他地方影响力的减弱，这变得愈发明显。为什么皿煮失去了他前行的动力？

回顾历史

两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2007-08年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崛起。
危机造成的损伤既是财政上的，也有心理上的。它揭露了西方政治体制根本上的虚弱，而这被掘空的自信曾是他们最大的财产。数十年来，政府稳步地扩张权力，任由债务在危险水平上继续堆积，而政治家们开始相信，他们已经销除了商业周期驯服了风险。许多人对他们的政治体制已不抱幻想——特别是，当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保释了银行家，然后无力地站在一旁，任由金融家们继续取走他们高额的奖金。这场危机让华盛顿共识备受新兴世界的责难。

与此同时，中国GCD打破了民主世界在经济发展上的垄断。哈弗大学的拉里·萨默斯观察到，在美国发展最快的时候，生活标准每30年就会翻一番。而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让生活标准每10年就翻一番。中国的精英争论着他们的模式——在GCD的牢牢把持下，不懈地招募有才能的人进入上层——比民主更有效，而且不易出现治理僵局。政治领袖每十年就换一次，然后，按照他们达成目标的能力，源源不断地把新鲜人才拔擢为党的干部。

中国说她的模式比民主更有效，而且不易出现治理僵局。

中国的批评者们恰到好处地谴责政府以一切方法控制公共意见，包括关押异见人士，到审查互联网上的讨论。然而醉心于控制的政权却又矛盾地意味着他们更关注公众意见。同时，中国的领导人能够处理民主国家用几十年才能解决的关乎国家建设的大问题。就在两年前，中国领导人扩大了养老保险，让它额外覆盖了2.4亿的农村居民。举个例子——这远超美国公共年金制度涵盖的总人数。

如果它继续提供增长，许多中国人打算继续忍受他们的制度。
2013皮尤全球民调显示，85%的中国人对他们的国家发展方向“非常满意”，相比之下，这样的美国人是31%。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变得自负，复旦大学张维为认为民主正摧毁西方，尤其是美国，由于他的制度性僵局，琐碎化的决策过程，而推举出小布什这样的二流总统。北京大学俞可平认为，民主把简单的事情弄得“过分复杂和琐碎”，并且让“某些甜言蜜语的政客误导民众”。也是来自北京大学的王缉思觉察到，“许多引入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无序和混乱”，而中国提供了一种可供替代的模式。从非洲（卢旺达）到中亚（迪拜）再到东南亚（越南），这些国家正认真考虑这个建议。

对于自2000年来就哀鸿遍野的民主世界而言，中国的进步更为震撼人心。第一个重大挫折来自俄罗斯。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老迈苏联的民主化看上去不可避免。1990年代，在叶利钦的引领下，俄罗斯迈出了蹒跚的步伐。但在1999年年终，他辞职了，并把权力亲手交给了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个前克格勃特工，从那开始，他已两度担任总统和总理。这位后现代沙皇，摧毁了俄罗斯民主的实质，管制媒体，关押对手，还有保留节目——只要普京获胜，每个人都能投票。越南、乌克兰、阿根廷和各地的独裁式领导人纷纷效仿，让虚假的民主表象永存，而不是废除它，进而让民主背黑锅。

下一个重大挫折是伊拉克战争。当萨达姆侯赛因那传说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没有在2003年美国领导的入侵中化为现实的时候，布什先生，转而辩解这是为民主和自由而发动的战争。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说里说：“这是自由国家推进民主的一致努力，是我们敌人溃败的开始。”这不仅仅是投机式的说法：布什先生真心认为，只要中东仍旧被独裁者统治着，那它就仍是恐怖主义的孳生地。但这给民主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左翼人士认为这是“民主只是美帝国主义的遮羞布”的佐证。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者认为这是“美国开出的民主化进程药方是不稳定的”的证明。而大失所望的新保守主义者，如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把这视为“民主不能在石头里扎根”的证据。

第三个重大挫折是埃及。2011年，穆巴拉克政权在巨大的抗议中崩溃，民主燃起了在中东传播的希望。但是这种欣喜很快转为失望。在埃及随后的选举中，自由活动家们没有获胜（他们无可奈何地变成了被分割为无数段的巨蟒。），而穆尔西的穆兄会获胜了。穆尔西先生把民主当成了一个赢家通吃的体制，他与教友瓜分国家，授予自己几乎无限的权力，还创造了一个伊斯兰教徒占永久多数的参议院。2013年7月，军队介入，逮捕了埃及首位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关押了穆兄会的领导者并杀害了数百名示威者。这与叙利亚的战乱和利比亚的无政府状态一道粉碎了“阿拉伯之春”带来的，让民主之花开遍中东的希望。

与此同时，最近加入民主阵营的新兵也黯然失色。自从1994年民主引入南非以来，就被同一个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统治。非国大已经日趋于自谋私利了。土耳其，这个一度被视作把伊斯兰教同繁荣、民主恰当融合的国家，正朝着腐败和独裁坠落。在孟加拉国、泰国和柬埔寨。反对党抵制近期的选举或拒绝接受选举结果。

以上的一切表明，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民主制度的确是个非常缓慢的工作，而且消除了一度十分流行的观念：民主一旦生根发芽就会迅速绽放。尽管民主可能是个“普遍愿望”——就如布什先生和托尼布莱尔坚决主张的那样，但他需要文化的土壤。西方国家几乎都是在建立了复杂的政治体系，强有力的公共服务，和稳固的宪法权利很久之后，才发展出了投票权的，而且，社会中很注重个人权利和司法独立的观念。

没有什么艺术比自由更美妙，但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自由更难于学习如何运用它了。

阿里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

然而，近些年有恰好有个机构说，这意味着现有的民主制度已经过时而且功能失调，需要提供新的民主模式。美国已经成为这种因“意见分歧而无法采取行动”的政治僵局的代名词，因为在最近的两年中，由于党派纷争让美国来到债务违约边缘的事情，已经出现两次了。美国民主的腐坏现象还有，选区划分不公，导致两党试图划定选区边界以巩固现有政治力量。这也鼓励了极端主义，因为政治家不得不呼吁选民只能对党派忠诚，而实际上这剥夺了广大选民的权利。而且金钱在美国政治中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数以千计的政治掮客（超过20个人对付一个国会议员）夹杂到立法的长度和复杂性中来，以便更好地利用特权钻空子。这一切都造就了对美国政治的印象，美国的民主待价而沽，富人比穷人有更多权力，甚至就如掮客和金主说的那样，他们的政治开销只是对言论自由的一次练习。

欧盟也不是民主的典范。1999年引入欧元的决定获得了大量技术专家的采纳；只有丹麦和挪威两个国家举行了全民公投（答案都是否定的）。为了让里斯本协议——目的是要巩固在布鲁塞尔的权力，获得全民通过的投票结果，用错误方式所投的票，就被宣布无效。在欧元危机最黑暗的时候，欧洲精英们强迫希腊和意大利用技术专家取代民主选举的领导人。欧洲议会修复欧洲民主赤字的徒劳尝试被驳回并遭到藐视。欧盟已经成为民粹主义政党的策源地。荷兰的威尔斯自由党，勒庞的法国国民阵线，宣称保护普通人免受傲慢无能的权贵侵袭。希腊的金色黎明在试探民主国家容忍纳粹式政党的底线在哪。有计划地驯服民粹主义野兽比把他们赶回人们的生活中更好。

民主的瘟热病

即使在心脏地带，民主也显然正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而不只是几个孤立的病症。自19世纪现代民主的黎明时代，民主就通过民族国家和国会表现了自己。人民选出在一个固定时期内，代表他们拉动国家权力杠杆的代表。但这一安排正遭受着上层和下层的围攻。

从上层看，全球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国家的政治。政治家们已经交出了太多权力。举例来说，他们面对贸易和资金的流动，面对国际市场和跨国组织时，可能会发现，无法兑现他们对选民做出的承诺。国际组织，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欧盟已经扩展了他们的影响。这样的逻辑是令人信服的：单一国家怎么可能解决如气候变化或偷漏税款这样的问题呢？各国的政治家也通过限定国际组织的自由裁量权和把某些权力移交给不经选举的技术官僚来回应全球化。举个例子，拥有独立央行的国家已经从1980年的20个左右，增加到了今天的160多个。

来自下层要求平等权力的挑战：来自某些可能独立的国家，诸如加泰罗尼亚和苏格兰。来自印度各邦，来自美国的市长们。这一切都是试图从国家政府那里夺回权力。还有一大群被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摩西·奈姆成为“微权力”的人，诸如非政府组织和政治掮客，那些瓦解传统政治，要让生活变得更民主或独裁之类的领导人们。互联网让这些人更容易组织和煽动；每天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们都能参加现实的电视投票，或者用鼠标支持请愿，议会民主制的那些机构和制度——选举只是几年才有一次——看起来愈发过时。英国国会议员，道格拉斯-卡斯威尔把传统政治比作了HMV——英国的一家破产的唱片连锁店，现在全世界的人：不论他在哪打电话，不论他喜欢什么音乐也不论他什么时候想听，都能通过Spotify（一种流行的数字流媒体音乐服务）得到。

尽管如此，民主面临的最大挑战，既不来自上层，也不来自下层，而是来自其中——来自选民自己。柏拉图对民主的巨大担忧，即，市民会“面对日复一日的生活，及时行乐”，是有先见之明的。民主政府习惯于带着巨大结构性赤字运转，并把这看做理所当然的，还举债来满足选民的短期需要，忽略了长期投资。法国和意大利不能平衡预算已有30年了。金融危机彻底暴露了这种举债民主的不可持续性。

随着后危机刺激计划的逐渐平息，政治家们现在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他们必须要避免连年的宽松信贷及稳定增长。但是劝说选民们适应一个节衣缩食的新时期，是不会受到投票箱的欢迎的。低增速和从紧的预算，会挑起利益集团对有限资源的争夺。还有更糟的事情，这一竞争正发生在西方人口老龄化的时段上。年长者总是比年轻人更有话语权，握有更多选票，还有来自像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等团体的压力——他们会逐步选择有绝对多数的那边站队。许多民主国家现在都面临着一场过去和未来之间，继承权益和未来投资之间的战斗。

为艰难时局做出的调整，在越来越多的对政治的冷嘲热讽中将更加困难。发达世界中党派成员的数量正在下降：只有1%的英国人加入政治党派而1950年是20%。选民的投票率也在下降。对49个民主国家的研究发现，和1980-1984年相比2007-2013年的投票率下降了10%.2012年，一份针对欧洲七国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半数的选民无论如何都“不相信政府”。同年，尤格夫公司对英国选民做的调查报告发现，62%的选民认为“政治家时刻在撒谎”。

并且，或真或假的嘲弄和抗议活动之间的界限正迅速消失。2010年，冰岛的最棒党，承诺将公开腐败，以赢得足够选票，来联合主持雷克雅未克市议会。而在2013年，四分之一的意大利人投票给了一个由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创建的政党。所有这些对政治的嘲讽或许是有益的，如果民众对他们政府的需求很少的话，然而他们的需求很多。这是个有害而不稳定的混合物：一边依赖政府，但一边又蔑视。依赖，逼迫政府过度扩张，管得过多。而蔑视又剥夺了他这样做的合法性。民主的机能障碍和民主的瘟热携手而行。

民主在他心脏地带遇到的问题帮着解释了他在其他地方遭遇的挫折。民主在20世纪做得很好，是由于美国的霸权：其他国家天然地愿意效仿世界的主导国家。但当中国的影响力增长了，美国和欧洲就丧失了他们作为榜样的吸引力，以及他们传播民主的强烈欲望。奥巴马政府看起来已经被恐惧所瘫痪——民主会催生出流氓政权，赋予极端圣战分子力量。那么当美国政府甚至不能通过预算，更别提对于未来的计划时，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把民主政体看作理想的模式呢？当欧洲精英们因为妨碍获得广泛认同的财政政策实施，而解雇民选领导人的时候，独裁者为什么要听从欧洲对民主的训导呢？

金融危机彻底暴露了这种举债民主的不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民主在新兴世界也遭遇了和富饶世界同样的问题。他们过分关注短期支出而非长期投资。巴西允许公务员在53岁退休，但是在建立现代化机场系统上做得很少。印度回馈了广大的客户群体，但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太少。政治体制被利益集团把持，又被反民主的习惯所冲蚀。英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伦奇指出，印度每一个低于30岁的下议院成员，都是政治王朝的一员。即使算上资产阶级的精英，支持民主的力量也在瓦解：印度的商业大亨常常抱怨，印度乱糟糟的民主导致了腐烂的基础设施，而中国的威权体制带来了高速公路，亮闪闪的机场和高铁。

以前，民主也曾处于守势。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当西班牙暂时性地恢复了他的议会内阁制政府，墨索里尼把这比作，从电气时代倒退回了油灯时代。在1970年代中期，西德总理威里·勃兰特，宣布“西欧只剩20-30年的民主了，那之后，在周边海域的独裁统治下，就会滑坡，没有动力，没有方向。”现在这些日子还没有那么糟糕，但是，中国亮出了一个远比任何共产主义政权曾经说过的理由，更为可信的，挑战民主天生优越性的和终将战上风的信念的威胁。

然而，中国令人震惊的发展隐藏着更深的问题。精英集团正在成为一个自我存续的自谋私利的小团体。50个最富有的中国人大代表聚敛着947亿美元的资产——这是美国最富有的50个国会议员的60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10%放缓到了不到8%，将来的预期会更低——政权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它的合法性依赖于他们能提供持续的增长。

同时，正如托克维尔在19世纪指出的那样，民主国家看起来总是比他真实的情况更差：他们所有的问题都摆在表面，但是有很多隐藏起来的力量。能够选择不同领导人，提供不同的政策，让民主政体比独裁政体更能找到创造性的方法解决问题，也更游刃有余地应对生存挑战，尽管他们常常需要一段时间探索出正确的政策。但是，想要成功，不论是民主的菜鸟，还是业已存在的民主国家，必须要保证他们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

获得民主权利

现代民主创始人如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关于他们冷静头脑的事，最为引人注目。他们把民主比作一个有力但不完美的机械，需要仔细设计的东西：要利用人们的创造力，也要检查人类的邪恶，还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经常上油，调试并使用它。

建立一个新生的民主体制时，头脑冷静是尤为要紧的。最近有如此多的民主试验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过分强调选举，而对民主其他的本质特征关注太少。政府的权力要受到制约，例如，个人权力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必须被保证。民主在最成功的新兴民主国家都奏效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避免了多数主义的诱惑。——赢得选举的多数派有权利做任何事。自1947年起，印度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存在（除了中间很多年的紧急统治），巴西自1980年中期就是，这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都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保障了个人权力。

一个稳健的宪法不仅能够提供长期的稳定，减少愤怒的少数派反对政权的可能性。他们会转而加强反腐斗争，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祸根。反过来，新生民主国家前进方向上常遇到的第一块绊脚石：当被选举出来的规则制定者试图用权力腐蚀对他的约束的时候——常常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名义出现。穆尔西先生试图与他的穆兄会支持者们瓜分埃及上议院。亚努科维奇先生削减乌克兰议会的权力。普京先生以人民的名义，无情践踏俄罗斯独立机构。几个非洲领导人忙于运用粗糙的多数主义——除去总统任期限制，或者扩大对同性行为的惩罚，就像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2月24日做的那样。

当统治者从事如此狭隘的行为时，即使有大多数人支持，外国领导人也应该更乐于地大声讲出来。但是更应该学习这一课的是新民主国家的建筑师们：他们必须认识到对于建立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强有力的审查和制衡，和投票权一样，至关重要。
有些吊诡的，即使潜在的独裁者也有很多东西能从埃及和乌克兰身上学：穆尔西先生本不会让他的余生在监狱和埃及法院的玻璃箱中穿梭的，而亚努科维奇先生，也不会把余生用于逃亡的——如果他们没有因集中了太多权力而激怒他们的同胞的话。

即使是那些足够幸运而生在成熟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要密切关注他们的政治体系的建筑结构。全球化和数字革命让一些民主国家最珍贵的体制看起来过时了。已经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需要升级他们的政治体制，既要解决他们在国内面临的问题，也要重振民主在国外的形象。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这个进程了。美国参议院让参议员更难阻挠任命。一些州已经引入开放式的初选，选出了重划选区的独立的选区重划委员会。其他明显的变化将改变问题。政党财政改革，以便将所有金主的名字都公开，可能会减少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欧洲议会，要求他的议员公开他们的收支情况。意大利的议会有了太多的议员，，和两个同样强大的两院，这让他们更难决定任何事。

但是，改革者需要更有雄心。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最好方式就是限制政权能掌握的甜头的数量。而解决大众对政治家的幻灭情绪的最好方法就是减少政治家能做出的承诺。通向更好的民主的钥匙，简而言之，是一个更小的政府——这一主张可以回溯到美国独立战争。“构建一个政府时，要明确哪些由人管理，哪些被人管”麦迪逊主张，“最大的困难在于：你必须首先确保政府被统治着，第二步迫使他自我控制。”有限政府的理念对二战后重新焕发民主的活力也是必要的。联合国宪章（1945）和世界人权宣言（1948）确立的权利和规范任何国家都不能违背，即使大多数国家都想这样做。

最成功的新兴民主国家设法避免了多数主义的诱惑。

这些制约与平衡的动机是出于对暴政的恐惧。但在今天，特别是在西方，民主最大的威胁更难认出。其一是，增长的政府规模。政府不断扩张减少了自由，增加了能够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的权力。其二来自于，政府习惯于做出无法完成的承诺，不管是创造了它无法给予的权益，或者是发动了它无法赢得的战争，这些就像吸毒会成瘾一样。选民和政府都应该被劝导接受限制政权自我膨胀的自然倾向的好处。举例来说，1980年代，让独立的央行制定货币政策去驯服猖獗的通货膨胀。也是时候应用相同的原则，去限制政府在更广泛领域的政策了。成熟的民主国家，同新兴的一样，需要适当的制约和平衡被选举出来的政府的权力了。

政府可以用不同方式练习自我约束能力。他们可以通过接受严格的财政规则来穿一身黄金紧身衣——就像瑞典人曾经做过的那样——承诺在经济周期里保持预算平衡。他们可以制定一个“日落条款”，逼迫政治家每十年更新一次法律之类的。他们可以向无党派的委员会咨询长期改革意见。当无党派委员会建议了一个务实改革方案之后，包括更好利用私人养老金，退休年龄和预期寿命挂钩，瑞典人的养老金体系就免于崩溃。智利就曾特别成功的管理了铜交易市场复合的波动性，并在民粹主义的压力下，创造了财政盈余。他引入了严厉的规则确保在经济周期结束后还有盈余，然后指派专家委员会去决定如何应付经济波动。
这难道不是一个虚弱的民主政府掌握更多权力能变得更好的处方吗？未见得。自我克制的规则可以通过阻止人民向导致生产破产和社会崩溃的支出政策投赞成票；通过保护少数派免受迫害，来增强民主国家。但治国的技术官僚们一定会走得太远。在几个重大领域诸如货币政策，或者权益改革，权力一定要被保守地授予，而且过程必须公开透明。

向上授权——向达官显贵和技术官僚们必须和向下授权相平衡——交给一些普通人做决定。用这个小把戏来驾驭全球化和地方化这两股力量，比忽略或者抵制他们更好。通过这两种途径的权力平衡，威胁建立民主政权的来自上层的压力——全球化，和来自下层的压力——微权力的崛起，就能够形成合力增强民主而不是破坏它。

托克维尔认为频繁的地区民主，代表民主处于最好的状态：“乡镇市民大会之于自由，就像小学之于科学，他们把自由带到人们触手可及的地方，并教会人怎样运用和享受它。”市长常常获得政治家两倍的支持率。现代技术可以实现现代版的托克维尔市民大会以提高市民的参与率和革新。一个在线的超级民主——任何事都可以用一连串公投决定，将摆脱特殊利益集团的掌握。此外，专家统治和直接民主可以相互监督：比如说，独立预算委员会可以来评估当地选民公投的花销和可行性。

首先你必须确保政府被统治着，然后强迫他自我克制。

詹姆斯·麦迪逊，第四任美国总统
几个地方在正确运用这种结合体上取得了进展。最鼓舞人心的例子就是加利福尼亚。它的直接民主体系允许市民为争议性政策投票，像高开支和低税收，还有停止初选和被不公正划分的选区这种已成惯例的过激论。但是在过去5年里，加利福尼亚还引入了一系列改革，感谢慈善家、投资人伯格鲁恩的部分努力。该州还引入了“思考长远”委员会来抵销选民公投时的短视倾向。它引入了开放式初选并吧重绘边界的权力移交给了一个独立委员会。并且它成功地平衡了预算——这一成就被加州参议院领袖斯滕伯格形容为“近乎梦幻”。

类似地，芬兰政府建立了一个无党派委员会对他们养老金系统的未来提出建议。与此同时，它正尝试利用电子民主：国会有义务考虑任何市民的提议，只要他征集到了五万个签名。但还需要更多这样的尝试——整合专家统治和直接民主，向上授权和向下授权——如果民主打算渐进式地恢复健康。

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曾宣布，“民主不会持续太久。他很快会废弃、耗竭并谋杀掉自己。这绝不是个民主国家，尽管他还没有自杀。”很显然他错了。民主是二十世纪意识形态冲突的伟大胜利者。但是，如果民主在21世纪像在20世纪那样继续成功，那一定是因为——当他年轻的时候，孜孜不辍的培育；当他成熟的时候，小心翼翼地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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