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柏林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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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剧情惊悚历史犯罪地区：德国年份：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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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0-03-27

巴比伦柏林第三季影评：这份魏玛德国的杂志试图“用打字机阻挡灾难的降临”

撰文：詹姆斯·约尔
翻译：陶小路

首发《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这份魏玛德国的杂志试图“用打字机阻挡灾难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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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共和国存在的时间不到十五年，但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能够留下如此有生命力的传奇的历史阶段很少。“魏玛文化”成了激进艺术与激进政治融合的象征。魏玛德国拒绝了一群陷入困境的激进分子和艺术家，并最终摧毁了他们，而这些激进分子和艺术家的思想和品位如今被视为这个社会的典型。五十年过去，魏玛共和国依旧吸引着很多人的想像力；一个最近的证据是，1920年代德国最著名的评论杂志之一《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影印本的出版取得了很大成功。（本文撰写于1980年——译注）伊斯特万·迪克（Istvan Deak）在其出版于1968年的《魏玛德国的左翼知识分子》（Weimar Germany’s Left-Wing Intellectuals）一书里很好地阐释了《世界舞台》的政治思想历史；另外，迪克在书中附录了一些传记，还详细说明了《世界舞台》撰稿人所使用笔名，是阅读《世界舞台》的宝贵指南。

《世界舞台》不仅限于政治评论。它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群睿智、富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怎样看待魏玛文化和1920年代。在翻阅这一卷卷杂志时，我们看到他们对1918年德国革命的结果的失望，看到他们大声疾呼，反对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却眼看着这股力量将自己压倒，先是难以置信，继而感到绝望。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包豪斯设计的反应，对《尤利西斯》或《查特利夫人的情人》或贝特·布莱希特早期作品的评论，对克伦佩勒（Otto Klemperer）在克罗尔歌剧院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的评价。很少有一份周刊能将这个催生自己的社会以及撰稿人的品味和信念展现得如此生动。
《世界舞台》最初的名字叫《戏院》（Die Schaubühne）。改名发生在1918年初，此举是为了表达杂志想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的事件保持同步。当时杂志的主编和所有人是西格弗里德·雅各布松（Siegfried Jacobsohn），他的才智和正直给他的同事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给杂志带来了一种独特风格；1926年，雅各布松过早离世，他的继任者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和卡尔·冯·奥西埃茨基（Carlvon Ossietzky）将这种风格继承了下来。雅各布松原本是戏剧评论家，他后来把《世界舞台》变成了一个不仅批评文学和戏剧，而且日益强烈地批评整个德国社会的刊物。《世界舞台》的基调是对一战及其责任者的厌恶以及对德国革命的失望，这两方面也为其提供了许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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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没有发生过革命，但是我们有反革命。”图霍尔斯基早在1919年5月如此写道。1914年的精神似乎仍然没有消退，《世界舞台》决心提醒公众，哪些人要为战争负责。
对于所有那些需要对一千万生命的殒灭——整个世界历史上最巨大的罪行——负责的人来说，无论是他们是集团还是阶级，都会希望人们埋葬死者，然后就此沉默。但是命运不会顺遂他们的心意。
《世界舞台》决心不让德国对战争的责任被遗忘；它继续谴责那些将德国拖入战争并在战时误导德国人民的当权者。【随着德国外交部关于战争起源的文件在1920年代公开，《世界舞台》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德国对战争爆发负有责任；1960代，弗里茨·费歇尔（Fritz Fischer）教授重新提出这一议题，详细论证德国对一战的爆发负有责任，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论争。】
人们清楚地看到，帝国的道德和政治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下来，许多旧政权的官员和法官仍在任职，因而《世界舞台》的主要工作之一揭露法院的不公正：以德国民族主义名义实施的犯罪——例如谋杀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沃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以及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凶手被轻判，这还只是一些最臭名昭著的例子。《世界舞台》不时会刊出法院对轻罪作出的判决的对照表格，从而让读者看到，相比于左翼，右翼一直被轻判。扯下房屋上悬挂的旗帜的共产党员被判处八个月至两年半徒刑；殴打“黑-红-金色国旗团”（ReichsbannerSchwarz-Rot-Gold，社民党军事翼——译注）成员，践踏其徽章的纳粹党成员仅被罚款。一家报纸称德国是诈骗犯和犹太人的共和国被罚款100马克。在一次政治会议上，一名男子称军队领导人是屠夫，称兴登堡是屠夫头子，被判入狱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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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舞台》不仅认为德国需要对一战爆发负责，而且还指出政府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裁军条款，秘密进行重新武装活动，令数届政府感到难堪。因为发出这样的批评声音，引起了世人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世界舞台》的编辑和撰稿人旋即被相当多的德国公众和民族主义媒体认为是叛徒。
1932年，当时的主编卡尔·冯·奥西埃茨基和撰稿人瓦尔特·克赖泽（Walter Kreiser）被指控犯有叛国罪（“Landesverrat”）和从事间谍活动；三年前，《世界舞台》刊载《德国航空界的浮夸风》（"Windiges aus der deutschen Luftfahrt"）一文，披露国防军正在加强空军军备，而这是和平条约所禁止的。奥西埃茨基被判处18个月监禁，尽管他可以像克赖泽那样离开德国，但他还是勇敢地选择入狱。当时政治犯定期会获得大赦，几个月后他即被释放（大赦通常令右翼更受益，另外，这种做法也损害了魏玛法律的尊严。）奥西埃茨基于1933年2月28日再次被捕，那是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几周后，国会纵火案刚发生没多久，希特勒有了让自己众多对手闭嘴的趁手借口。

三年后，奥西埃茨基从一个集中营获释，他在集中营里患上结核病，生命垂危，先是被送到一家监狱医院，然后被送往一家私人诊所。与此同时，他被授予1936年诺贝尔和平奖——与后来的一些获奖者比起来，奥西埃茨基得此荣誉实至名归。那个时候，《世界舞台》一贯抨击的政策致使的后果已彻底显现出来。奥希埃茨基以及《世界舞台》的编辑和撰稿人以及其他左翼知识分子遭受的命运表明，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做一位魏玛共和国的批评者需要怎样的勇气。《世界舞台》许多作者的人生以悲剧告终——埃里希·穆萨姆（Erich Mühsam）等人死在狱中。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图霍尔斯基和茨威格自杀⾝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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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多时候，《世界舞台》的基调没有那么阴郁。直到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两年，奥西埃茨基写道：“翻开杂志，满眼都是政治和经济相关的内容，这里曾是美的避难所，现在成了各种焦虑情绪的聚集地，”但是你仍然可以把《世界舞台》形容为“一个做工精美的金属碗，里面收集了最美好的东西，在资产阶级时代的晚霞中，闪耀着诱人的光芒。”这本杂志到现在依然重要，因为它能让人们看到魏玛文化、德国社会以及政治领域的诸多面向，这也是这套影印本如此有价值的原因之一。在它所经常讨论的题目里面，许多是我们会想到的，比如：对包豪斯学派所取得的进展的报道；人们发起运动，要求就堕胎或同性恋议题在法律上进行改革；对国家剧院和博物馆经营状况的担忧；围绕着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的画作《戴防毒面具的基督》被控渎神所引发的争议。

但是杂志里也有让人意外的内容。并非所有作者都对前卫艺术持赞许态度。1920年，左翼艺术家团体“十一月学社”（the Novembergruppe）在柏林展出时，《世界舞台》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以社会关切为由，猛烈地抨击了这些艺术家，用语像是纳粹大批判的先声：
这些人打个嗝，放个屁，装裱起来就成了艺术品，他们成了科学、艺术和教育部的座上宾。这是怎么一回事？面临着如此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普鲁士政府却允许这些完全处于其控制之下的公共空间用来存放这些马粪——如果是真的马粪还有农业价值——不肯将这些地方用来作为数十个无产阶级家庭的紧急住所。

然而，前卫艺术家逐渐被主流社会所接受，到1931年，“十一月学社”至少有两名成员，奥托·迪克斯（Otto Dix）和建筑师埃里希·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sohn）被选入普鲁士艺术学院。这种成功没有长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卫艺术取得胜利【同时被选入普鲁士艺术学院的还有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恩斯特·路德维希·克尔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卡尔·施密特-罗特鲁夫（Karl Schmidt-Rotluff）和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之时，反动势力已经站稳脚跟，没过多久，前卫艺术便遭到全面肃清。
《世界舞台》对待艺术表现出的矛盾态度可能是源自杂志在政治立场上的矛盾。一直以来，《世界舞台》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共产主义，因此，它可能淡化了俄国对20年代德国艺术所产生的影响——约翰·威利特（John Willett）在其最新著作《新即物主义》（The New Sobriety）对此作了精彩分析。但是，《世界舞台》的作者群体至少有些时候还是会承认，艺术和他们的批评文章都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最重要的是，他们深信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
在《世界舞台》在作者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前卫艺术家在政治上都是可以接受的。1932年纳粹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在其影响下，左翼在价值观上出现混乱；这种混乱在《世界舞台》的一位作者对几位包豪斯学派成员的强烈批评中可见一斑。这位作者写道，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康定斯基和约瑟夫·亚伯斯（Josef Albers）“不是公开的法西斯主义者。但是，他们屈从于法西斯主义的压力，改变了包豪斯风格，以适应第三帝国的要求，就这点而言，他们实际上是在支持法西斯主义。”
《世界舞台》从未对剧院和表演艺术失去兴趣。维也纳评论家阿尔弗雷德·波尔加（Alfred Polgar）撰文讨论经典德国戏剧或者表现主义剧作家格奥尔格·凯泽（Georg Kaiser）时好时坏的声誉，分析易卜生、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和萧伯纳的作品。马克斯·莱茵海特（Max Reinhardt）和艾尔文‧皮斯卡多（Erwin Piscator）的戏剧实验，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和弗里茨·郎（Fritz Lang）的电影都成为了《世界舞台》审视的对象。英语戏剧在德国的流行令人惊讶，而这些剧作在英国或美国没有那么受欢迎；例如，王尔德的《无足轻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上演次数非常多，而且还很被重视。有些艺术家当年的声誉比现在高：费卢西奥·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似乎是1920年代初最重要的作曲家；阿图尔·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的作曲那时与他的钢琴演奏一样受到重视；读完一些文章对弗朗兹·施雷克尔（Franz Schreker）创作的歌剧的描述，人们会希望其他歌剧院也效仿法兰克福歌剧院，将施雷克尔的《被污名化的人》（Die Gezeichneten）或者《远方的声音》（Der ferne Klang）重新搬上舞台。
《世界舞台》的编辑们成功地将一种特定的语调加诸大多数作者的文章上，杂志的风格因而非常一致。一位作者经常以不同的笔名在同一期刊物里发表几篇文章：库尔特·图霍尔斯基有四个笔名（包括“Peter Panther”和“The obald Tiger”）。他不仅撰写措辞严厉的政治分析，还用柏林方言写讽刺诗和歌曲，连续几期的刊物里散落着他写的滑稽仿作和格言，一旁是如埃里希·卡斯特纳（Erich Kästner）的严肃诗歌，还有沃尔特·梅林（Walter Mehring）的夜总会歌曲。

一小群关系紧密的人经营着《世界舞台》，这可能是它得以存在那么久的原因；尽管在它停刊的最后几周，奥西埃茨基听从劝说，毙掉了论战性很强的政治文章，但直到他1933年2月被捕，《世界舞台》的出版一直没有停过。《世界舞台》在财务上并不依赖广告，它只刊登过很少的广告，有时它的广告让人惊讶，例如在1923年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有几期杂志里刊登的是减肥药广告。相比之下，自由派的报纸日渐陷入困境。我们从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Modris Eksteins）在他的《理性的极限》（The Limit of Reason，这本书的主题是民主社会的媒体和魏玛共和国的崩溃）一书了解到，许多自由派日报的职员成了纳粹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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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0年，种种迹象表明，魏玛共和国一旦崩溃，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一个更糟糕的政权，一直严厉批评魏玛社会的《世界舞台》的编辑和作者此时似乎处于绝望无助之中。1929年，希特勒成功地使他的政党广受尊敬，这些编辑和作者当时就认识到希特勒构成的威胁以及纳粹所带来的愈加严峻的危险。《世界舞台》的一篇评论这么写道：“这些人不是你耸耸肩、开个玩笑就可以摆脱掉的。”但是，议会政府那时候实际上已经快到尽头。奥西埃茨基1929年写道：“自1924年以来，这个能将这个国家保持稳定的体系日益强大。现在，它的受益者瓦解了这个体系。”议会制度尽管有其不足之处，虽然《世界舞台》对魏玛德国制定针对英法两国的友好外交政策不甚满意，包括对英法两国政府感到不满，有它们存在总是好的……然而此时，两者都已经被弃之一边。“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才死了不过三个月，他的大部分遗产已经被挥霍掉了。”（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1923年任德国魏玛共和国总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使德国恢复国际地位的主要人物。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和解，因其主张和解和谈判的政策，与法国外交部长⽩里安于1926年同获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从那时候开始，面对这个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编辑和作者心中只有挥之不去的焦虑和悲观情绪，失去了拯救这个社会的意志。有时候，即使在1932年这个绝望的时刻，他们仍然会嘲笑起自己所处的困境：“根据政府的紧急命令，本来安排在今天上午8:30的乱局将被推迟到明天。”

这种无助感是无可避免的吗？是否如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Gordon A. Craig）等人所暗示的那样，对共和国政府的不断批评导致其缺乏积极支持，最终导致其垮台？在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初，图霍尔斯基曾写道：“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共和国里。我们生活在一个企图成为一个帝国的国家，它的君主只是离开了而已。所谓的受过教育的阶级的全部同情都在被驱逐和逃亡的君主那边。”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1925年去世，他的继任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英雄兴登堡元帅，他的失败被遗忘了，人们只记得1914年他作为坦能堡包围战指挥官取得的胜利。《世界舞台》写道，兴登堡的当选意味着“一千万人枉死，人们在7年中为正义、理性和进步所做的艰苦奋斗只是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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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9年初，图霍尔斯基就很清楚地知道，他和他的朋友们会受到怎样的批评：“我们这些《世界舞台》的同仁正遭到指责，因为我们对一切都说‘不’，因为我们发出的声音不够积极。”他的回答是悲观的，但并非绝望。他认为，在一种新的真诚和正直精神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之前，发出积极声音没有任何意义。而这正是《世界舞台》想要去实现的，尽管它经常提出实用的政治意见，也会加入到某些政治活动之中，但其⾸要目标仍然是道德上的。《世界舞台》敬佩的是这样一些人：有着一贯的道德价值观，努力避免卷入日常政治的妥协和半真半假，最后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左翼人士。他们的英雄是巴伐利亚⾸任共和制总理库尔特·艾斯纳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哲学家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而对其他一些死难者——比如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感情要淡薄一些。他们的价值观一直很单纯，这点很是奇特。《世界舞台》的评论栏目时常会赞美休·洛夫廷（Hugh Lofting）在他的⼉童读物《怪医杜立德》中传达的寓意（主人公杜立德医生对所有动物都抱有简单的善意和宽容，但对人类缺乏热情），这或许是这份杂志独特之所在。

有时人们会感到，因为批评无法产生任何改变，《世界舞台》的火力反而愈猛烈。随着无助感越来越强，政坛上得到编辑和作者支持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的敌人不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潜在的盟友——自由主义左翼和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已经叛变，至于共产党，派系斗争令其无法采取有效行动。

无法改变社会，连有前景的政治盟友也找不到——在德国陷入这种困境的批判性杂志，《世界舞台》不是第一份。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的《未来》杂志（Die Zukunft）在一战爆发之前的处境与1932年的《世界舞台》相似。当然，两份刊物的基调大不相同，哈登喜欢尖刻、哗众取宠的文字，而《世界舞台》的编辑没有这个爱好，同情心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性的信任缓和了他们的愤怒。
1927年哈登去世，图霍尔斯基发表了一篇用语极为含混的讣告。“我们当然应当向这位伟大作家的坟墓敬献花圈。但是应该用哪种花呢？”他赞美了哈登的勇气——哈登因批评德皇威廉二世被判入狱，战后遭到右翼民族主义者暗杀——也对他的影响力表达了钦佩，同时他也这样写道：“如果可以用动物来形容作家，那么哈登就是一条蛇。美丽，危险，毒辣，邪恶，捕捉猎物时激情万丈，永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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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世界舞台》努力在公众面前展现自己是与《未来》完全不同的杂志，尽管两者在态度上存在着真实的差异，二者都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当一个社会不为批评所动，那么一份批判性杂志的作用是什么？两者都曾取得过一定的实际成功：哈登契而不舍的攻击威廉二世的近臣圈子，令威廉二世的密友菲利普·冯·埃伦堡（Philipp von Eulenburg）名誉扫地；《世界舞台》揭露了魏玛共和国秘密实施的重新武装活动，报道了诸多司法不公的案件。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曝光几乎没有产生作用，德国的政治和社会一如既往地运行着。

当人们翻阅如《未来》和《世界舞台》这样的杂志时，有时会感觉得到，它们越是无能为力，批评起来就越是猛烈。无论是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还是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一个悖论是，即使编辑和作者可能会受到骚扰，有时遭到监禁，但是此类批判性刊物却被容许存在。这是当权者自信还是软弱的标志？它是否表明，这样的批评只得到了不重要的少数人支持，而由于这些人影响力很小，所以被给与了一定的言论自由？无论我们怎么评价那些有着很活跃的批判或讽刺杂志的社会，历史最终让这些杂志雪耻。与社会主流和激进民族主义右翼的文化产物相比，《世界舞台》因其复杂性和多样性，似乎更能作为“魏玛文化”的典型代表。
魏玛共和国很可能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德国社会的结构以及社会内部分歧太深，无法为自由民主制的建设提供坚实的共同阵地，或为革命性变革提供有效的根基。“所谓的左翼都由哪些人组成？”一位作者1928年在《世界舞台》发问。“社会主义者，泛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你会想，这些群体同属一个阵线，只是立场上存在着细微差别？但是实际上，他们之间隔着深渊。”图霍尔斯基以更笼统的方式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德国人像是生活在一个个孤立的岛屿上，缺乏他所称之为的“对话的文化”（Diskussionskultur）。而提供这种“对话的文化”正是《世界舞台》想实现的目标之一。1930年，为了纪念雅各布松的《戏院》创刊25周年，图霍尔斯基写道，“本刊的任务旨在展示，在1930年的德国，除了希特勒、胡根贝格以及大学里那些冷漠的人，还有其他德国人存在。”（德国国家人民党领导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原本想控制希特勒并让他成为自己的“工具”。——译注）《世界舞台》向世人展示了，即使在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还有另外一个德国存在着，仅凭这一点，它就值得被记住。

詹姆斯·约尔（James Joll, 1918-19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1870年以来的欧洲》（Europe since 1870: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第二国际》（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4），《“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祖——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等。
本文发表于《纽约书评》1980年11月6日刊，《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