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之国

评分：

6.0 还行

分类：动画奇幻地区：法国年份：2011

简介：在一副未完成的画中，画中的人搞起了等级社会，画全人歧视没画完人，更不把线稿人放在详情

查看详情

更新时间:2015-01-07

画之国影评：“画家走了”与“上帝死了”——启蒙与人类的根本困境

“画家走了”与“上帝死了”：启蒙和人类的根本困境
——由《画之国》所想到的

（本篇评论为课程作业。）

法国动画大师让-弗朗索瓦·拉吉奥（Jean-François Laguionie）七年磨一剑的第四部动画长片《画之国》（Le tableau），自2011年公映以来一直备受赞誉、好评如潮，当年即毫无悬念地获得法国电影最高荣誉——第37届“凯撒奖”的最佳动画长片奖项。在对法国动画相对十分陌生的中国观众群体当中，本篇似乎也颇受欢迎，曾获得“豆瓣电影”网站评选的“第3届豆瓣电影鑫像奖·最佳动画长片”的提名。现有的中文评论，多数已从叙事结构、场景表现、绘画风格、色彩运用等等动画艺术的通常维度，进行了许多恰当而准确的分析与解读。然而或许源自国内观众的思想素养（尤其是哲学素养）相对普遍偏弱的原因，这些分析与解读似基本上未能触及本片所传达的思想隐喻和哲学内涵。本文试图从“画家死了”这一导致整个故事发生的动因出发，指出片中种种事件物象与现实人类历史境况的隐喻与互文，进而管窥本片所欲传达的对人类根本困境的思考。

本片的背景设定是在一幅油画中的世界，按照各自被画家所完成的程度，画中的所有人物被永久性地区分成了三个等级——画完全人（the Toupins）、半成品人（the Pafinis）和线条稿人（the Reufs），三个等级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关系亦递次如是：画完全人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城堡之中，他们的城堡不允许后两类人进入；半成品人生活在野外花园之中，渴望成为画完全人的一份子，同样对线条稿人怀有敌意；而线条稿人则只能躲藏在险恶的森林之中，并受到画完全人的追杀。三个等级所构成的社会秩序自油画完成亦即世界诞生以来一直如此。

在进行了上述必要的情境交代之后，本片故事的开篇耐人寻味——画完全人在他们富丽堂皇的城堡之中举行盛大的宴会。而在这场宴会开始之前，由于受到了身为半成品人的女主人公克莱尔的滋扰（想要加入宴会），一位画完全人贵妇这样说道：
“只有一种让他们明白的方式，我想今晚就是很好的时机。”

（图1： 05:18截屏画完全人贵妇台词）

这里我们不得不好奇的是，半成品人不“明白”的是什么；或者说，画完全人试图让他们“明白”的是什么？这种“方式”是怎样的方式？又为什么直到“今晚”才是“很好的时机”？这在随之而来的画完全人的国王“蜡烛大帝”的演讲中得到了回应：
“我的朋友们，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选我出来，代表我们色彩的强大与高贵。但同时也有这样的可能——为了代表台下所有思考这件事的人——画家不会回来了！
（台下欢呼：‘终于有人有勇气说出真相了！’）
“我们应该承认，这就是他的决定！——他绘制了我们，画完全人，在他的创作中唯一完整完成的人类，原因是他计划就是这样做的。
（台下鼓掌：‘就是这样！’）
“ 就凭这点，我们自然就有权力，掌管城堡的秩序！”

（图2：08:09截屏蜡烛大帝发表演说宣告“画家不会回来了！”）

然而紧接着戏剧性的是，片中的男主人公拉莫此时冲上讲台，发表了与蜡烛大帝针锋相对的见解：（随后便被群情激奋的台下画完全人赶下台去）
“我们都不知道画家去了哪里，没人知道！不过有一天他会回来的，他会完成自己的作品！”

（图3：09:21截屏男主角拉莫发言表示“有一天画家会回来的！”）

这里的有趣之处在于，表面上看，蜡烛大帝与拉莫争论的是一个无关痛痒的玄学问题：画家会不会回来？然而片中在此时的讨论明确高所我们，“画家会不会回来”实则关系到的是画中世界的权力安排与社会秩序的现实政治问题。

蜡烛大帝作为画完全人的政治代表（“你们选我出来，代表我们色彩的强大与高贵”），他们作为第一等级，是在这一“约定俗成”的秩序架构中的最大受益者。然而只要“画家会不会回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确认，半完成人就始终拥有上升的可能性（线条稿人不是半成品而是“废弃物”，他们自己也不认为画家会将他们完成）。正是在这样的可能性支配下，才会出现女主人公克莱尔渴望进入城堡参加宴会亦即成为画完全人的情形。而正式宣布“画家不会回来了”，无疑等于宣布了这种可能性的彻底破灭——即现存的权力安排与社会秩序是按照已经“不会回来了”的画家在创作时的意愿所确定的。这种意愿本身是具有先赋的最高神圣性——但这种神圣性虽然是最高的，却不是唯一的——只有画家本人的改动即“新的意愿”能够并列或打破这一创作的意愿；而“不会回来了”恰恰意味着改动的意愿不可能发生，因此创作的意愿便具有了无可争议的唯一神圣性。

然而拉莫提出的质疑则暴露了这一宣告的内在紧张：画中人不可能真正见证画家到底会不会再回来。换言之，无论“画家不会回来了”还是“画家还会回来的”都是一个无法证明的猜想。

显然，话至此处，我们无论如何都很难不将这里的一系列事项与真实人类所经历的历程加以联想。“画家”毫无疑问影射造物主或谓上帝；而“画之国”的权力安排与社会秩序则很难不令人想到欧洲中世纪式的第一、第二、第三等级——当然事实上这种秩序架构可以并不意外地在世界史范围中找到更多的原型，例如古印度的种姓制度、传统中国的四民秩序和马克思笔下的旧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等。进而，这里“画家不会回来了”的宣告，是否恰恰可以理解为“上帝死了”的象征呢？

这一宣言的诞生，首先并非出自蜡烛大帝个人的顿悟或者创造，而恰恰是画完全人整个阶层普遍的认知（“终于有人有勇气说出真相了！”）。正是在此处我们得以了解，对于“画家走了”的判断，其实是第一等级普遍的猜想；但是之前并没有人敢于如此宣称，恰恰是因为作为造物主的画家是不容置疑的最高存在。同样，在基督教的教义体系中，上帝在七天创世之后绝非将世界和他的子民人类弃之不顾，反而以最广大的博爱之心给予父亲式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关照，这在新旧约《圣经》当中随处可见（“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出》2:24；“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约》3:16）。而上帝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种种干预、对人类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进行的启示，毫无疑问构成了《圣经》所标示的历史哲学的基本面向。但是这样一来，所造成的政治后果便是将上帝存在、并且上帝关照世人的可靠性，在相当大的意义上拴在了这些干预与启示的发生之上；换言之，倘若上帝的种种预示没有得到应验；或者这些言辞模糊的预示可以被无限解读从而失去应验的效力时，上帝的存在本身便会遇到严重的质疑，而生活在整个教义体系中的人们毫无疑问便会产生种种腹诽式的揣测：“上帝会不会把我们忘了？”直到最终有一个人明确地将问题的现实答案告诉我们——这个人就是尼采。我们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直到尼采才确确实实地喊出“上帝死了”，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对上帝的否定、怀疑或者无所谓的心态，早在尼采之前的数个世纪便弥散开来——这种意见我们在洛维特那里已经了然（《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
我们还可以举出的一个例证则是佛教的历史哲学。在大乘小乘的诸多佛教典籍当中，都屡次出现了一种“三世”论，即“三千大千世界”中的每一个世界都会有一佛出世，如我们所处的地球人类世界“阎浮提”即是释迦摩尼佛，而每一个世界都会历经“缘起”“缘灭”由虚无归于虚无。在一佛出世之后，这一世界的历史过程就会次第分为三个世代：正法世代，佛陀以身相住于世间，即释迦摩尼在世及其弟子继续弘法时期；像法时代，始于佛陀涅槃后一千年，此时正法在世间已不可闻，但通过瞻仰礼拜佛陀的造像，仍然能够得见佛陀；末法时代，始于佛陀涅槃后两千年（约公元1600年），佛法在世间逐渐衰落至于彻底消亡，同时世界陷入不可逆转的道德溃败与社会崩坏。末法时代持续一万年之后，阎浮提世界毁灭。此时释迦摩尼佛的继承人弥勒菩萨在兜率天修行成佛，下界开创此世界新的历史纪元……这一例证试图说明，在各大宗教的历史哲学可能中，都蕴含着对最高的造物主（同时也是救赎主）的信仰逐渐衰退、最终产生“到底有没有画家/上帝/佛陀”式的怀疑的必然逻辑。

进而的问题在于：一旦画家走了，画中人的生存处境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个问题等同于：一旦上帝死了，生活在此世界的人类的生存处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如同韦伯的名言所说，“人是悬挂在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这句似乎习焉不察的陈述蕴含的根本问题是人的生存困境。一言以蔽之：人活着是没有道理的！——加缪以他诗性的语言告诉我们，人之为人的本来面目就是“荒谬”；而海德格尔用一个更贴切的语词告诉我们：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正是因为这种荒谬、这种“被抛境况”（Geworfenheit, abandoned state），所以人最本质的要求必然是为自己的存在找到一个可以规避这种生存困境的途径，告诉自己“人活着是有道理的”——这恰恰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意义”的来源。换言之，韦伯这句名言其实是说：人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

在上帝犹存的时代，这张意义之网似乎是坚实而牢靠的。虽然时不时传出各种异端的质疑与破坏，但对绝大多数教义笼罩下的大众来说，人的生存状态来自作为创造自己的上帝所赋予的神圣的意义——这一信念显然是异常坚实的。然而如上所述，当随着岁月的流逝、启示在现实事态面前的愈发无能为力，这种信念在大众中逐渐变质并受到怀疑。直到有一天“上帝死了”的腹诽如同病毒一般在大众当中扩散，“意义之网”的崩解便是势在必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旧的意义被摧毁了，然后呢？

这构成了本片在首尾结构上的一处极为精妙的互文。“画家不会回来了”使得三名主人公外出探险寻找“画家”，最终探险者自己掌握了“画笔”和“颜料”，并将其带回无偿提供给大众分享，但却造成了出人意料的混乱局面。以我之见，这恰恰是对启蒙及其后果的否定性反思。

首先饶有兴味的是，三名主人公分别来自三个等级——拉莫是画完全人，罗拉是半成品人，普卢姆则是线条稿人。这样的设定本身就预示着：在“上帝死了”之后，对意义的重新寻求与确立，本身就超越了旧有等级秩序的意涵，而构成了三个等级的“人”所共同面临并需要共同解决的难题。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如前述男主人公拉莫所说，他们外出探险是为了“把画家找回来”，证明画家并不是不会回来了。然而到最后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画家，也不可能把油画世界之外的画家真的找回来：他们带回来的不是画家，而是“画笔”和“颜料”——是把他们自己变成了画家！

（图4： 01:01:20截屏归来的普卢姆表示“拥有了绘制自己的自由”）

按照前述的分析，我们显然容易理解这里的真实意味：“上帝死了”的结果，恰恰吊诡地是“人人都变成了上帝！”

当造物的权柄被分与了普罗大众之时，人的尊严看似得到了凸显，然而实则却必然导致“道出于一”变成了“道出于多”。缺乏了统一而确定的价值标准和意义来源，这种主观倾向必然造成随心所欲和互相妨害。

（图5： 01:01:24截屏普卢姆懊悔地表示“都搞砸了！”）

正如同任何思想必然都伴随着争议和阵痛，启蒙在它自己的时代及其后就不断遭到反思和质疑，而这些反思和质疑几乎本身便构成了与启蒙的哲学话语所形影不离的另一部哲人的思想史（伯林《启蒙的三个批评者》）。按照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著名的思想史清理，启蒙话语的兴起历经了“现代性的三次浪潮”（Three Waves of Modernity），其源头鼻祖至迟也应当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到孟德斯鸠、卢梭再到康德，这种启蒙话语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最终伴随着一场又一场推翻王朝秩序式的革命取得了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恰恰正是本片中“自己绘制自己”之后的半完成人和线条稿人在最后群起抗命，画完全人“云集景从”，旧有的社会秩序土崩瓦解……表面上看，启蒙所带来的不合理的旧秩序的打破，完全是符合规律、顺应民心。但根本的困难在于，启蒙通过这种“去蔽”的作用，暴露出了人在生存境况中本质的被抛状态，将这种荒谬感由少数苏格拉底式的哲人推向了全体普罗大众。这也就使得启蒙最终不可能完成它所许诺的“人人享有美满生活”的遐想，反而造成资本主义世代中人之为人无穷无尽的烦恼、忧愁、荒诞、怨恨等等等等痛苦。马克思所揭橥的“异化”，恰恰不是启蒙之后产生的新鲜事物，而反倒是启蒙所“还原”（recover）、所“去除”（discover）的人的本质处境。正因启蒙无力解决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就只得投身于消费主义的滚滚大潮当中（波德里亚）、成为工业时代“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甚至“逃避自由”倒向极权主义的怀抱（弗洛姆）……这种种光怪陆离的怪相，不正是我们在“疯狂的20世纪”所熟视无睹的吗？

我们也完全不难意识到，这种“人人自己绘制自己”的启蒙话语的集大成者，便是在20世纪中国造成了迄今为止仍然难以反思清楚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空前构想。“上帝死了”之后激进智识人为了探寻出路所构建的启蒙话语，自法国革命以来以世界历史为舞台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人是自身的目的”的狂欢或闹剧。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抑或共产主义等等形形色色的流行政治蓝图，无不是这些启蒙话语所构建的社会理想的一个个孪生版本。而这所有的宏大叙事的最强音符、这一系列狂欢闹剧的登峰造极之举，不幸天造地设地落在了20世纪的中国。时耶？命耶？然而更加不能不让我们感到悲哀的是，经历了这场十年浩劫带来的深刻创伤的文明古国，却依然没有意识到背后作祟的百年共和以来不断压倒性形成的激进启蒙话语，反倒认为我们只是还不够“先进”、还不够“启蒙”、还没有实现“自由民主宪政”……这不禁让我们几乎是哭笑不得地地想到那句被马克思改写过的黑格尔名言：“一切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会发生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今天的中国是否有可能真正避免《画之国》中“人人自己绘制自己”所导致的混乱局面？仍有待于当代有识之士的力挽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