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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她說到「公交車的到達時間是不定的,有時早幾分鐘有時晚幾分鐘」我已經淚流滿面。我的高中也是這樣,每天來晚的公交會可能趕上早高峰的開始,我推開班級前門的時候班裏會坐滿一半的人,而這會讓我崩潰。我認為只有當我推開門只有寥寥幾人,我才是安心的。一切的時間衡量都是:我能背幾個英語單詞,我能復習幾道錯題....但是最清晰的是她說的,唯一享受偶然性的一瞬間:跑過一個路口,可能是設置錯誤的路燈。好像偏偏為我亮起的路燈。我的「路燈」是每天晚上高三樓裏最後一個走,當整個樓的燈關掉的時候,我的一天才得以長長地呼出一口氣,我知道,這一天的仗暫時結束了。每一個周六短暫休息的半天,我都一個人在黃昏時候走到車站,提前下車,走回家。耳機裏是張懸的歌,「每一個黃昏都請記得我吧。」就算我總是全班唯一一個會爬上窗臺拍晚霞的人,就算我連上課也會偷偷溜出前門去看日落,那些畸形的時間病也同等強烈地存在在我身體裏,可能直到現在也沒有完全離開。不會離開了,大概。現在我不恨它,每每回憶起,我感覺到病態的美,我還在想著它,想著那些間隙的舒緩,也難以逃避地想著那些失控的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