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泉

小说《源泉》读后 刘擎
阅读《源泉》是一次精神的历险，要求你智性上的强健与无畏。
这是一部畅销作品，自1943年出版后总销售量已经超过了2000万册，并在1949年由安·兰德（Ayn Rand）本人改编剧本，好莱坞大牌明星出演拍成电影，但它绝不是一本取悦式的、娱乐性的流行小说。相反，《源泉》与兰德一样，具有一种挑衅的、咄咄逼人的精神气质，一种独特的思想力量，迫使你审视自己的生活，拷问自己的灵魂：你是生活意义的“创造者”还是一个“二手货”？这种追问会使人困扰、不安、畏惧，甚至愤怒！在这样一个“自我呵护”的时代，我们有什么理由去阅读《源泉》，去经受一次艰难的历险？
是的，作为读者，我们随时可以放弃或拒绝阅读，而且理由是如此现成，几乎唾手可得。可以找到温文尔雅的理由：小说的故事虽然有趣，但太长了；“不合我的口味”，太多的思辨和说教了，让人难以理解；等等。也可以拿出振振有词的理由：主人公过于理想化，缺乏任何现实感，近乎疯狂；或者，作者太过傲慢了，思想神秘，故作高深，完全不可理喻；或者，她的主张是一种乌托邦式，她的叛逆过于极端，太激进了；等等。如果碰巧你是个有学识的读者，甚至可以立刻在“学理”上开展批判——作者倡导的是“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她的“创造者”与“二手货”的二元论是虚假的，立场是极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还可能是反动的、反社会的、不道德的。于是，你停下来，将这部700页的小说丢到一面，弃之不顾，虽然仍然可能心有余悸，但最终时间会使你忘记它，你终于可以平静下来，逃过一次对自己心灵的反省。
但有一个念头会妨碍了你——你会怀疑，所有这些现成的、唾手可得的理由，或许并不是出自你自己真实而独立的思考，或许都不过是人云亦云的“二手货思想”。因为作者本人完全没有回避诸如此类的反对意见。相反，兰德让类似的指控在小说中充分登场，借用她塑造的人物——那些格外聪明的“二手货”——以更为有力、更为精彩、更为雄辩的方式展现出来，但最终裸露出虚伪和怯懦的面目。所以，你无法心安理得地利用那些托词，无法振振有词地放弃或拒绝，主人公的命运和思想会继续纠缠你、困扰你。你获得解脱的方式似乎只有两种：要么选择投降，要么奉陪到底。
投降比借助托词来逃避更为诚实。毕竟，像作者声称的那样，这本书只是为了向“为数不多人的致意”，而“其余的人与我无关，他们要背叛的不是我，也不是《源泉》。他们要背叛的是自己的灵魂”。但那又怎么样呢？既然兰德只关心少数人，我们也未必非要在乎她和她的作品不可。毕竟，这不过是一部小说而已，不过如此，不是吗？
作为读者，我做了另一种选择，奉陪到底。因为小说强烈的挑战气质激发了我。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我每天拿出一部分时间与《源泉》作战，一种精神上的格斗，直至读到最后一行，“只剩下大洋和天空，还有霍华德·洛克的身姿”，而脑海里却回响着另一个人的声音——“超人就是大地的意思”，那是尼采的声音。
安·兰德早年深受尼采的影响，虽然她后来抗拒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但她的灵魂深处藏着一个“尼采的幽灵”。这个幽灵使她曾在《源泉》手稿的开端引用了尼采的一段文字——关于“高尚者必然怀有自尊”、具有“原始确定性”的信念。晚近西方学术界在对兰德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她与尼采的关联。最近《兰德研究学刊》和《尼采研究学刊》发出了关于“兰德与尼采”的主题论文征集。
《源泉》中的“创造者”很像是《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的“超人”。尼采说，“猿猴之于人是什么？一个讥笑或是一个痛苦的羞辱。人之于超人也应如此：一个讥笑或是一个痛苦的羞辱”。在这里，尼采昭示了他所谓“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之间截然不同的生命意义。而兰德笔下的“创造者”践行的正是一种特立独行的、勇敢的、使生命热烈昂然的“主人道德”，而“二手货”则信奉那种依赖性的、寄生性的、随波逐流的“奴隶道德”。
兰德借主人公霍华德·洛克之口划出了两种生活世界之间的界线：“在这个世界上，人类面临着他们最基本的选择：他只能在两种方式中任选其一——是依靠他自己的头脑独立工作，还是像那些依靠别人的大脑来生存的寄生虫一样。创造者进行发明创造，而寄生虫则剽窃和模仿别人。创造者独自去面对大自然，而寄生虫则通过媒介面对大自然。”洛克还说：“真正的选择不应该在自我牺牲和支配他人之间进行，而在于选择独立还是依赖，选择创造者的准则还是二手货的准则。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霍华德·洛克在法庭上的长篇陈词可以看作《源泉》的主题宣言。在1949年小说拍摄同名电影期间，当兰德听说洛克的这段台词因为太长（在中译本中长达8页）要被删节的时候，她暴跳如雷，亲自跑到制片厂与导演力争，要确保这段台词能被原封不动地保留在影片最终完成的版本中。由洛克的这篇法庭辩词，我们可以确切地把握《源泉》试图要阐明的基本见解——人类发展的“源泉”来自那些少数的创造者，来自他们“自给自足、自我激发、自我创造的”生命力。这不正是尼采所赞赏的“主人道德”，所推崇的“超人”精神吗？
实际上，这个主题动机在小说的开始就已经铺陈。霍华德·洛克和彼得·吉丁都是建筑设计师。但对洛克来说，工作的意义在于工作本身，创造力的实现就是对工作最好的、唯一值得追求的回报，也是最大的利己满足，所以他说“我无意于为了客户而建造房屋。我是为了建造房屋而拥有顾客”。而吉丁遵从的是另一种教导，“等你在这行干得久了，你就会明白，设计院的真正工作是在四堵墙之外完成的”。对他来说，工作本身不具有价值，而只是获得“成功”的手段，而“成功”来自他人的评价，主要以金钱的名望来度量。于是取悦大众、投其所好是成功的诀窍。与洛克相比，吉丁之流更功成名就，但他们总是活在洛克的阴影中，正如电影《莫扎特》中的皇家宫廷作曲家萨列里终生陷落在莫扎特天才的阴影中。因为在内心深处，吉丁或者萨列里都知道，他们不是创造力的“源泉”，而只是平庸的剽窃者、模仿者和寄生者，在他们的“繁荣”事业不过是一个“互相抄袭，赝品丛生”的世界，他们的“作品”连同他们自己一起，都只是“二手货”。
但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属于洛克的世界还是吉丁的世界？令人畏惧的力量正在于这种追问。如果我们足够诚实，我们很难果敢地宣称自己是洛克式的人物，我们多多少少都是吉丁。即使现实的世界中不存在那个理想化的、无所畏惧和永不妥协的洛克，但洛克的精神仍然具有强有力的警策意义——当我们像吉丁那样行事作为的时候，我们必须对自己怀有道德上的羞耻。这可能免于无限堕落和走向自我拯救的希望所在。
我非常喜欢这部小说，虽然我从来不是兰德的信徒。我曾写过几篇赞赏兰德的评论文字，但她的哲学并没有让我信服，而她论述中的那种“真理在握”的独断气质，一直是我内心格外抗拒的。她试图成为清晰的、理性主义版的尼采，以为能够为尼采的精神提供“理性和哲学的基础”，这种危险的自信可能使她陷入了哲学上的歧途。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和利己主义伦理学存在着太多的可以质疑和挑剔的地方，这或许是学院派哲学家曾长期对她置之不理的一个原因。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可能是个例外，他曾写文章专门分析批评兰德在处理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问题（比如在讨论休谟“实然－应然”问题）上的论证失误。但无论如何，兰德和她的作品有着独特的精神力量，因此，诺齐克也尊敬那个作为作家的兰德，认为她的小说是激发思考和引人入胜的。而我们阅读任何一部有价值的作品，并不因为它是完全正确的“真理”，而是因为它富有独特的想象力和思想启迪。在这个意义上，《源泉》和它的作者一样，是卓越而无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