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度嫌疑人

评分：

6.0 还行

分类：剧情悬疑犯罪地区：日本年份：2017

简介：重盛朋章（福山雅治饰）是一名律师，某日，他接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委托。被告人名叫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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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08-16

第三度嫌疑人影评：是枝裕和的家庭电影与《第三度嫌疑人》

按：是枝裕和《第三度嫌疑人》（2017年）在对题材的突破之外仍与他的家庭电影紧密联系，家庭仍是电影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由家庭出发，这部电影的指涉并不止于家庭。
《第三度嫌疑人》在是枝裕和近年来的家庭电影宇宙中算得上异类。影片围绕着一宗抢劫杀人案的辩护展开，而最终嫌疑人的死刑判决反而使事件的真相更加暧昧。故事的场景离开了是枝电影中贯常见到的一家人居住的小屋、随处可见的街道，转而落入发生凶杀案的河边、狭小的监狱律见室和森严的审判法庭。电影中登场的人物，也不再是心有嫌隙又无法割舍的父母子女，而是令人捉摸不透的嫌疑人、落入中年危机的精英律师和忧郁的遗属少女。
只是，说这部电影是异类，并不意味着它就放弃了是枝裕和对家庭问题的刻画与探讨。恰恰相反，家庭仍然是这部电影的核心问题之一。最有力的证据便是电影对它的三个主要角色无一不花费大量笔墨刻画其所属的家庭：三隅高司，因年轻时的抢劫杀人案锒铛入狱三十年而致年幼的女儿孤身一人，从此没有往来，女儿说“这种人死掉就好了”；重盛朋章，中年离婚，女儿同妻子居住，自己忙于工作而无暇陪伴；山中咲江，父亲被杀，而其生前曾经强暴自己，母亲察觉却装作不知。
不难发现，这三个家庭，实际上聚焦了三组父女关系。是枝裕和惯用对照的方法来表现人的情感与关系，远如《如父如子》中两个不同的家庭环境、抱错而养大的孩子与亲生而疏离的孩子，近如《小偷家族》中虐待由里的父母与将她“偷走”的“小偷家族”。
《第三度嫌疑人》中的三组父女关系，作为对照必有相似之处，其共同点便在于父亲角色的“失职”：无论是因工作还是因监禁而失其“位”的父亲，遑论对亲生女儿犯下兽行的父亲。而这三组父女关系，又通过咲江父亲的被杀案产生了重合。
三隅被当年逮捕他的警官描述为“容器”。放高利贷者欺压失业者，与他们没有个人仇恨的三隅却选择犯下杀人的罪行。他的意识里仿佛已没有自我，只能选择装下他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三隅妄想成为“上帝”——可以行使审判与制裁权力的“上帝”。而三隅的狂妄，恰恰来自面对真正“上帝”的无力——
也有像我这样，玩弄他人生命的人在吧？有的话，想见他一面。见到他，想对他说：‘不讲理！’”
“父亲，母亲，妻子也是，明明什么错事也没做却都遭遇不幸而死去！但我却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被无情夺去亲人生命的三隅痛骂“上帝”的不公，对生活的荒诞深恶痛绝。值得一提的是，三隅的父母与妻子在整部电影中仅有此处提及，却是奠定整部电影基础的关键人物。电影中还有三个属于家庭却（几乎）没有正面描写的角色，同样对电影的主题刻画有很大的作用：案件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女儿咲江的施暴者山中，仅在电影开篇处展现其被杀害的场景，而通过重盛律师对真相一步步的探索，而补全其贪婪、邪恶的形象，进而猜测三隅（伪）“审判者”的身份。重盛离婚的妻子，自始至终没有出场，却不难从女儿结花的状态中推断出其恐怕也不是一位全然合格的母亲。父母健在、生活无忧的结花，依然落入难以忍受的孤独之中，与咲江、同样从未出场过的三隅的女儿，共同作为其父母的“受害者们”。
因牢狱而失去父亲资格的三隅，却在偶遇咲江后，弥补了作为父亲的缺憾；痛苦于病态父女关系的咲江，也同样在这个男人身上，短暂获得了来自“父亲”的疼爱。三隅小屋中共享的花生酱，纯白雪地上砌起的生日蛋糕，父亲的笑脸与女儿的笑声似乎可以净化过往的罪孽。只是最后躺倒的两人一大一小宛若十字架般的身体，戳破了美妙的幻想。对审判的怀疑与弑父的欲望正是他们背负的原罪。
“参与”这一梦幻的雪地游戏的，还有律师重盛。在对与嫌疑人三隅来往密切的死者女儿咲江的“尾随”中，重盛无疑在她身上投影了自己同龄的女儿。保护“女儿”的欲望更使他最终同意了三隅的无罪辩护请求。但很明显，影片更想刻画的，是三隅与重盛的“重合”。这是贯穿电影、推动其发展的内在张力所在。二人的重合，发生在两层意义上，其一是父亲身份的重合，其二是对审判的观点的重合。
最初面对年轻律师时，重盛曾说“为了辩护，理解、共鸣什么的是不需要的”；在发现三隅与咲江的联系后，他试图从三隅口中套出更多信息，却被三隅以“比起直接对话，通过手传递的热量更能了解对方”道出自己的父亲身份；而在寻找三隅女儿作为证人与对咲江的调查中，在审判之外，对三隅的父亲身份的理解是重盛个人意志所无法阻止的。同时，在审判之内，两人也不断表达出对审判制度及其系统相同的观点。由此，影片成功将镜头由家庭推移至审判体系。
三隅与重盛观点上的重合，最先表现在对生命荒诞性的思考上。两人先后说出了几乎一摸一样的话：“与他们的意志无关，生命被挑选着。”生命不会被事先征求同意而降临，也很少经本人应允后而结束。中国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结果却往往不是如此。而法律是人类发明出用以对抗荒诞的工具之一。以法律保护善者，保护生命；以法律惩罚恶者，结束生命。审判是民众赋予审判者的权利，象征着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审判者代表民众成为“上帝”，以“正义”对抗荒诞性。
认识到生命荒诞性的两人，却站在了审判体系的对立面。三隅是审判体系的破坏者，而重盛却是审判体系的拥护者，即三隅口中的“你们那边”。两人的分歧始于三隅以自己的审判而非法律的审判对抗荒诞。三隅对重盛说：
你们那边有些事看见了也会装作没看见吧？”
曾经的（被）审判经历让三隅认识到了审判体系并不总是以正义为目标。在真实的审判中，可能出现的是如果没有报销就放弃寻找求情证人，是不管事实如何先考虑减轻刑罚，是为了完成指标和节省经费可以放弃仔细求证强行推进审判程序。而作为三隅辩护律师的重盛，也在（揣测）三隅与自己保护咲江的意志之下，放弃追求真相，以三隅的死刑判决达成审判体系的“正义”，与三隅共同成为了实际上的审判者，也让咲江验证了三隅所说的“这里谁也不说实话”。审判体系自身，也染上了荒诞的色彩。影片日语名称为《三度目の殺人》，直译为“第三次的杀人”，前两次指的是三隅的两次杀人事件，而第三次的杀人则是来自法律的“杀害”：
……杀掉也不是就解决所有问题了吧？”
“重盛先生那边不就这样在解决问题吗？”
“你在说死刑吗？”
以现代文明的视角来考察三隅的观点，自然是偏激而错误的。审判体系尽管在“人”对“程序”的执行中产生了异化，但仍然是保持社会稳定、体现生命尊严进而对抗荒诞性最有效的工具。而私人审判，无论其背后原因如何，只是对司法正义的消极抵抗，难掩其无助解决荒诞性的本质。是枝裕和曾在阐述自己的电影《无人知晓》时说：
……我不想讨论谁对说错的问题，也不想追究大人应该如何对待孩子，以及围绕孩子的法律应该如何修改等。所谓的批判、教训和建议都不是我想讲的。我真正想做的是讲述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在一旁观察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这样一来，孩子们的话语就不再是独白，而是变成了对话。同样的，孩子们也通过双眼观察着我们。”（《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
可以合理推断，是枝裕和在《第三度嫌疑人》中想做的也绝不是通过对审判体系的批判而提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想做的，也不过是讲述那些身处审判体系中的人的故事，无论他们是站在哪一边。通过他们的对话，来观察我们，在生命荒诞性与审判正义性对抗中的我们。因而，即使后来重盛又说了跟三隅一样的话“（咲江父亲这样的人）被杀是理所当然的”，也不应将这种转变作为导演的态度，而应将之放在作品的范畴内思考。
除了直接的语言表达，电影还通过象征和摄影技巧来表现三隅与重盛的“重合”。
故事的设定中，三隅与重盛均出身北海道（后来咲江想报考的大学也是北海道大学）。重盛得知女儿养的鱼死掉之后，告诉她“要好好地立个墓送它们走才行啊”。三隅也为自己死掉的鸟儿立了墓。但由于三隅对审判者的挑战（玩弄生命），他的鸟儿是在基于自己入狱后鸟儿无法独立生存这一判断上自己杀死的。但他故意放走了一只。能够生存下去吗？或许可以将三隅放生的这只鸟儿视作咲江的象征，受到至亲之人伤害、过早认识到审判正义不足的女孩以后能够独自一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吗？大概三隅也希望鸟儿同咲江都能找到生存之路吧。
摄影上的“重合”也是该片别具特色的一点。在监狱律见室中，分隔嫌疑人与律师的玻璃是比镜子更好的道具。通过其反射与透射，摄影机可以同时捕捉面对面谈话的两人的表情与动作。伴随着两人身份与观点重合的不断展现，两人在玻璃上的影像逐渐实现物理意义上的重合。在深夜达成作无罪辩护决定时，摄影机垂直于玻璃板侧面拍摄而将玻璃板虚化，两人间几无隔阂而成为“同谋”；而在片尾审判结束后两人所能做的最为“敞亮”的一次对话中，两人影像的重合，几欲令观众起鸡皮疙瘩。
即便如此，最后三隅口中的真相仍是混沌不清的。即使观众几乎可以判断出事实如何，也得不到百分之百的确信。不过正如之前所说，审判正义在执行中产生了异化，现实中并不总能找到真相，电影也不妨将真相掩住真容。“连父子都不能相互理解，更何况是别人的事。”重盛父亲的话点破是枝裕和的家庭电影与本片间的窗户纸。不如剪一段漂亮的蒙太奇，让站在审判体系十字路口的“重盛们”去思考如何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