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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癌症的电影越来越多了。
《滚蛋吧！肿瘤君》《我不是药神》，再到今年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滚蛋吧！肿瘤君》讲个人，患者如何面对疾病与死亡；《我不是药神》讲社会，疾病不是最可怕的，疾病关联的诸多道德、法律、医疗体系问题，才是药物难以医治的；《送你一朵小红花》讲关系，疾病能被治愈，但是患者和周围人的关系，却要面临着一辈子的改变，“你难，周围的人更难”。
我们可以看到，对癌症了解、认识得越多，我们越不再强调那个“癌”字，我们学着直视“它”，暴露它带来的问题，思考未来的道路，认识上的进步和医疗上的进步齐头并进。《我不是药神》最终票房31亿，《送你一朵小红花》仍在上映，目前票房已超12亿。
本周，又有一部关于癌症的电影上映，这部电影是曾在2019年惊艳FIRST青年影展的“惊人首作”（导演的长片处女作），取材于导演个人的真实经历。
表面上看，《小伟》更小，以三段式结构讲述了父亲查出肝癌后，一家三口如何面对变故；
实际上，《小伟》也很大，原名《慕伶，一鸣，伟明》分别是母亲、孩子、父亲的名字，这已经告诉了观众，夫与妻，父与子，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中国家庭面临所有问题绕不开的情意结。
导演黄梓没有以娓娓道来的讲故事方式进行创作，而是借由镜头语言的灵活，令观众来到不可能之时空，在不同的段落分别进入母亲、儿子和父亲的内心。
正像片子的英文名All About ING 所示， ING是三个人名字的韵脚，也是时态，关乎一个家庭的三个成员，也关乎时间。
一方面是一家人如何面对被癌症宣判后的现在时，另一方面是因疾病而回溯过往、思考未来，三人关系往复恳谈的过去式和未来式。当中展现的，是中国传统孝悌在现代面临的复杂局面，医疗在进步，但它并没有办法确定带来奇迹，家人要不要告诉患者真实病情？当父亲的病情已成定局，又是否应该由于这一必然到来的变数，更改自己对个人前途的选择？
现实中的导演黄梓选择了NO，电影中的一鸣选择了YES。黄梓的犹疑从没有停止，电影《小伟》不仅体现了他的思考，也处处体现着他对父亲的思念，包括“小伟”这一电影名，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导演父亲的名字，影片正式公映，电影从《慕伶，一鸣，伟明》改成《小伟》，就是因为他想把这部电影当作“送给父亲的礼物”，尽管在影片创作出来后，他一度非常不希望母亲去看，“我不想面对这个事情，就不想面对他们看完电影，可能要跟我聊一些苦大仇深的或者说意味深长的话，我不想有这种对话发生，但是好在他们也并没有这样做。”
和前面提到的抗癌电影相比，《小伟》的气质是独特的，除了三段式结构、超现实段落外，这还是部难得的“南方新浪潮”（或许不该归类，实际上《小伟》和其他被归类为“南方新浪潮”的电影并不相同）。
导演黄梓是广州人，影片在广州拍摄，这就赋予了电影亮眼的南国色彩，一个南方家庭故事除却浪漫的想象终落到实处。
以个体经验为蓝本的回溯中，导演始终保持着适度的清醒和克制。它是怎样的独特又触及内心，如果你面临这样的困境要怎么选？欢迎进影院看看。
拍电影网Pmovie此前在金鸡影展上观看了《小伟》，也有幸采访到了导演黄梓。无论是仅由家人资助开始的拍摄，“三顾茅庐”找到的演员，历时三年多的创作打磨，还是即将上映的改名，黄梓创作《小伟》的经历，对青年电影人来说或许很有借鉴意义。 他“不想通过《小伟》和家人达成某种和解”，也不认为“电影节就代表了好电影”……
拍电影网Pmovie：刚才映后听您说片名改成《小伟》有更多私人感情在，这完全是您个人自觉的选择吗？
黄梓：是我舒服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吧，出品方和宣发从传播上考虑希望改片名，但他们也尊重我，我们想了一百多个片名，里面大部分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最后我自己唯一能够接受改片名的方式，就是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这个片子。
拍电影网Pmovie：所以其实也有一点权衡妥协的因素？ 黄梓：反正我觉得“小伟”对我来说也是挺好的一个片名。 拍电影网Pmovie：要是这两个选的话？
黄梓：《慕伶，一鸣，伟明》是我最开始的选择，《小伟》是我现在的选择，之前的片名是三个人物的名字，可能更贴合电影本身，我的电影也是分了三个人物这样的结构。但是就我自己的一个内心诉求，《小伟》代表了我希望跟父亲对话的愿望。
拍电影网Pmovie：电影创作可能会面临一些妥协，您怎么看待这种创作和妥协之间的关系？
黄梓：我可能没办法以一个过来人的立场去讲述，因为其实我没有妥协。所谓的没有妥协是说我前期刚开始拍摄的时候还没有得到行业的支持，依靠的是家人帮助，家人没有管我创作上具体的事，所以我还是特别自由，限制可能更多是资金层面的，还有受条件限制。毕竟是一个小成本的电影，所以限制是更客观的那种。 当然也会影响到创作，但因为我本来就知道做这个片子，首先它的故事体量有限，然后我也知道我并不是要把它做成商业片或者做成那种强视觉冲击，剧情跌宕起伏的一个片子。小体量，小成本制作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我在这个框架下去选择用什么演员，或者说我去选择用什么拍摄方式是有明确范围的，可能更偏向于用实景拍摄，因为如果是搭景或者说棚内拍摄，会牵扯到更多的人员和资金的调配。
拍电影网Pmovie：您刚才有提到说这部作品创作，筹备期是很长的，可以说一下大概是多久吗？
黄梓：这部片子是18年拍的，如果把写剧本算在筹备阶段的话，那就是三年，15年开始写剧本到18年拍摄，制作可能花了一年多，19年完成这个片子，然后再在最后去走一些流程，到今年算是正式完成。
拍电影网Pmovie：拍摄的时间呢？
黄梓：拍摄时间其实就是30多天，后来也经历了几次补拍，也是那种两三天的小补拍，算起来可能不到40天。对于现实主义题材，中小体量的电影来说，应该大概都是这么个时间跨度，拍摄周期一个月左右。
拍电影网Pmovie：这部电影的三位主演都来自香港，创作过程中您怎么去跟他们沟通，他们有没有跟您有产生分歧的时候，这时您会怎么去解决？
黄梓：我们主要的讨论就是对于剧本的看法，或者说对于这个故事、人物有一些讨论，这些我们放在了前期筹备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一起围读剧本，一起聊怎么塑造这个人物，人物之间是怎么有一个情感纽带去绑定他们。拍摄的时候其实是挺顺滑的。 当然肯定也有大家对于某一场戏或者某一个细节意见分歧的时候，这时我们就认真地去讨论，而不是说因为他想这样，然后我迁就他，让他去做这个表演，或者说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然后要他们按照我的要求去表演。我们都会去做充分的沟通，可能几个方向都去尝试，但有一点是不变的，这肯定是基于我们之前讨论定下的，更贴近生活本质地去做一个表演呈现。
拍电影网Pmovie：等于说你们是先达成了一个共识，再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是专业的演员，是能够理解尊重创作的。
黄梓：是，而且有一点可能省了我很多导戏的工作，演父母的这两位演员本来就是夫妻，如果两人是陌生演员，他们就需要先建立一种默契，需要相处，需要有这么一段时间让他们去产生化学反应，去互相熟悉，或者说需要在剧中演一对夫妻的时候，他们要大量地去沟通。但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夫妻，已经认识几十年，每天都一起生活，所以他们可以把他们生活里面的那部分，带到这部电影里面，我觉得这点是挺难能可贵的。
拍电影网Pmovie：您是在Facebook上联系到他们的，一开始知道他们是夫妻吗？是同时联系的他们两个？
黄梓：联系的是演爸爸的演员高翰文先生，高翰文先生其实也代表了他妻子，有点像是他妻子的经纪人，就是更多对外事物的对接都是高翰文先生去做，当然他们本来也没有经纪人，他们没有什么经纪公司，是很独立的香港话剧演员。
拍电影网Pmovie：您是怎么获得他们信任的？因为您还是第一次拍自己的长片。
黄梓：是不太容易。之前《小伟》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做放映，因为疫情原因我没法去，所以就由他们三位香港演员去做映后活动，我们剧组的香港小伙伴就跟我说，高先生高太太在映后的时候说特别感谢我，其实他们一开始是拒绝我的，不想答应我来广州演戏，但是我去香港找了他们好几次，他们也看了剧本，有被打动到，觉得这个事情是值得大家一起去做的，才接受了这个工作。 因为他们的孩子年纪还小，所以一开始他们考虑到要照顾孩子，拒绝了我两次，然后第三次我们一起去想办法，看怎么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最后是拍摄中间给他们放假，拍一个礼拜到十天，就让他们放三四天的假回香港去照顾下孩子，然后再回到剧组继续拍摄，我们这边尽量提前安排好拍摄计划。
拍电影网Pmovie：您是怎么认定这两个演员的？是什么促使您多次去香港去找他们，希望由他们来演？
黄梓：虽然他们是话剧演员，但他们平时也有演一些短片，一些学生作业，我有看过那些学生作业。通过他们的表演我觉得他们是很优秀的演员，在应对不同的艺术类别时，他们会有不一样的表演方式。他们演话剧的时候，会以一种方式去表演，但他们出现在影像里面的时候，又可以呈现另外一种表演的感觉，他们还是可以把生活的那部分带进去，我觉得这就是演员的一个自我修养。
拍电影网Pmovie：您去香港找过他们几次？
黄梓：好像有三次，我当时也发了微博，开玩笑说三顾茅庐。我们特别坚持，其实还没见面的时候，高先生已经委婉拒绝了我们，但我们还是希望去香港见一下他们，当面再聊一下。
拍电影网Pmovie：因为这个故事是取材于您个人的经历，所以您把背景设置在了您的家乡广州，我之前有看一些访谈，您说设定了以后去审视广州，会发现之前可能对它并不是这么的认识，拍完以后您对广州的情感和认识有变化吗？
黄梓：是有变化的，其实在我开拍之前做剧本创作，也就是一边写剧本一边勘景的时候，对广州就开始有了一个更多维度的认识。因为你写一个广州家庭的故事，也不是只写家庭的部分，你把这些人物放置在广州这个地方，广州有它的地域文化，有它的语言文化，还有它的饮食文化，所有这些会辐射到很多细节里。 包括人物的塑造——南方人、本地人或者说像爸爸是青壮年的时候离开那个小岛来到的广州，所有这些在剧本创作的时候都得考虑进去。所以平时会更留心地去观察、去感受，包括自己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会尝试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事情。
调查这个有，当然也不是为了写一篇论文，或者说为了拍一部电影才去做的。可能随着年龄增长，我到了20多岁，经历了出国留学，再回到自己的故土，虽然差不多每年都会回广州，但是当你在另外一个国度，在一个西方国家生活了几年之后再回到广州，回到自己的城市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一种很熟悉的陌生感，这种感觉就会让你试图去寻找为什么。
拍电影网Pmovie：其实《小伟》会不会也算是您这种感觉的体现，因为我看有一些影评说，很少能看到拿自己的经历去拍，但是保持着相当的克制的。
黄梓：是的。我跟广州的这种熟悉的陌生感或者说是一种间离感也同样体现在我跟我父母的关系里面，其实是互相勾连的。
拍电影网Pmovie：我看您之前的短片《彼岸》是在新加坡拍的，据说是您到了一个岛上，看到那个场景就有了灵感，所以地域会给您创作上的灵感吗？
黄梓：会，我是属于那种一边写剧本一边勘景的人。我暂时没办法做到完全先写一个剧本出来，然后再去找合适的场景，去配合到这里面的剧情，我可能还是得同步进行这个事情。
拍电影网Pmovie：《小伟》这部电影的声音特别丰富，我看到声音指导是李丹枫老师，您是怎么跟他合作的？
黄梓：我跟丹枫老师也是因为这部电影成为了朋友，可能16年，当时还在剧本创作的时候我就已经给他看过剧本了。我有看过他做的一些电影作品，以及他做声音设计的一些其他作品，挺欣赏丹枫老师的。后来给他发了我的剧本，虽然当时没有见面聊，但是也打电话聊了很久，对于某些场景的声音的设想，或者说对于整部电影听觉上面的一种想象，大家都有在这通电话里面讨论，有碰撞出一种想一起去做声音设计，或者说做听觉上面的一些尝试的这么一个创作的冲动。后来片子粗剪之后我也带去他工作室，给他看了，看完之后他也挺喜欢的，我们又做了更多的讨论，觉得彼此都特别想把这个电影的听觉的部分做到一个我们特别想要达到的状态，所以就达成了合作。
拍电影网Pmovie：电影中的一些交谈，我注意到是没有字幕，以及平时周围的人讲话的声音，这也是你们一起碰撞出来的吗？
黄梓：那可能是环境音，环境音有些是同期录的，有一些可能是在拍摄的那天，拍完那场戏单独去录的。有一些是特别去找了学校或者找了医院，后来拍摄完之后，将在这些场景录制的一些环境音再做混音，觉得哪里适合或多放这种环境音，或者加一些其他音效，有一些动态的调整，其实就是一个平衡的过程。
拍电影网Pmovie：《小伟》接下来也快要上映了，您曾说这是您献给父亲的礼物，这部电影拍出来以后对您和家人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和改变吗？
黄梓：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我妈在去年First第一次放映的时候，就去现场看了这部电影。她之前跟我提过这个事情，她说“要不要我也去看一下”，我就说“有什么好看的，如果有机会上映的时候再给你看”，但是她后来也没管我，就跟我阿姨两个人买了机票去了西宁。我知道她肯定会看哭的。因为她看什么电影都会哭，所以我的电影她看哭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我们后来没有针对电影深入地去聊，我跟她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对于父亲过去的回忆、感受，一直没有，但是我觉得那种影响并不是马上会见效的，可能更多是一种长远的影响，它以后还会再慢慢发生变化，可能会慢慢生长。我们母子之间始终有情感纽带。所以我也不知道这种影响具体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我相信会产生影响。
拍电影网Pmovie：您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不想让您的家人去看？
黄梓：对，我不想面对这个事情，就不想面对他们看完电影，可能要跟我聊一些苦大仇深的或者说意味深长的话，我不想有这种对话发生，但是好在他们也并没有这样做。
拍电影网Pmovie：您刚开始想的那种对话是怕他们去跟你讲这段经历，怕回溯这段经历，还是怕他们说教？ 黄梓：我不怕回溯经历，我怕的是好像我拍了这部电影，我跟我妈就达成了和解，成为一个特别标志性意义的事，我不想有这种和解。 拍电影网Pmovie：那家人现在对您拍电影是什么看法？您之前说可能家人还是想要你回去找工作之类的，现在有改变吗？
黄梓：之前我没拍电影之前，我外公他会觉得我有点浪费，说我从小数学这么好，我应该是做会计、财务之类的。他当时看报纸，会用那种红色的马克笔，把他觉得合适的工作招聘圈起来给我看。他还劝我入党，家人一直希望我做一个公务员。因为我刚出生的时候，他们给我算命觉得我是适合当官的，或者说仕途会跟我的命格更相近。 现在他们看到了我在电影上做出一些所谓的成绩之后，会觉得我是能拍电影的，不过我外公依然会劝我入党，希望我到电影局里面做干部，以后可以做到电影局的领导。他会有这种愿望，其实是希望看到孙子做一个正派的人。我记得有一年他生日，我问他的愿望是什么，他跟我们说他的生日愿望是实现共产主义。我特别理解他或者他们那一代人，无论是他们的一些想法、观念，还是他们的思想层面的一些意识。
拍电影网Pmovie：我看您的履历，您说学电影这件事情算是阴差阳错，您最开始想拍广告，为什么想拍广告？
黄梓：因为高中上美术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看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创意广告，都是获奖广告，跟我们平时在电视里看到的广告不一样，很有意思，很有创意。你知道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就会想到曾经上美术课的时候给我带来触动的这些广告。
拍电影网Pmovie：后来学了电影以后有接触广告吗？
黄梓：其实最后也没怎么接触广告，当时的想法是我先学电影，既然学校里面没有专门学拍广告的，可以先学一下电影理论，或者一些电影实操的简单课程，当时觉得如果我会拍电影的话，我不就会拍广告了（笑）？当时想法也挺天真的，长大了之后发现拍电影和拍广告其实是两个事情，我后来没有真正去做广告，因为也没有人给我这个机会，以后有机会我会想去做一些广告方面的尝试。
拍电影网Pmovie：那您和您学校的同学可能不太一样，他们很多是很喜欢电影然后去学电影，当时跟同学相处以及后来和比较“学院派”的创作者相处会有压力吗？
黄梓：我经常会被制片人吐槽，说你怎么连谁的片子都没看过，你怎么当导演的，怎么拍电影，总是会被吐槽看电影没看多少，有一点压力吧。但是我近几年确实有在认真看电影，也不是为了做功课或者说补课，就慢慢地真的喜欢上了电影，就会离不开电影。可能一两天两三天不看电影还行，但是如果整个礼拜不看电影就会觉得身体好像缺少了什么。 一开始刚学电影的时候也没有说很喜欢电影，但后来慢慢地觉得电影为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或者说人生际遇是有限的，但是通过电影你可以看到很多别人的经历，别人的人生，全世界各地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在发生什么，会引起自己的一些思考，这就是电影的魅力。
拍电影网Pmovie：您是纽约大学毕业的，这个学校的氛围怎么样，对您成长创作有什么影响呢？
黄梓：我是在纽约大学在新加坡的一个艺术分院学习的，所以并不是在纽约读的电影。我本科是在美国加州读的，但后来在纽大的这段经历发生在新加坡。 纽大阶段觉得是在经历一个非常全面的专业培训，更偏向于实操方面的——电影制作，跟本科我们学理论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会有导演课、编剧课、摄影课，甚至制片课，然后包括打光、录音、声音设计、剪辑我们全都学。我们当时在学校里面每个学期都得拍片子，然后跟同学一起做，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想做导演，有些人可能想做摄影师，但是所有人都要拍一部自己的短片，那部短片得跟同学一起合作，别人拍短片的时候，你得去帮助别人完成他们的片子。
我们是那种轮岗制，比方说这个片子里面我做导演，他做的是摄影，他做的是录音，副导演什么的，然后可能到我去帮他们拍片子的时候，我就成为了录音，成为了美术或者成为了副导演，每个岗位都会去轮一遍，然后我们都会有相关的一些经验，这个学习经历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可能也会有一点不适应，因为我对电影的喜欢比较晚。进了电影学校，开始接触到更多电影制作，我自己也看更多电影的时候，才开始喜欢。但是很多同学他们可能是更早的时候，甚至青少年时期就喜欢电影了，他们20多岁的时候进了一个电影学校去学习怎么制作电影。我后来慢慢感觉，整个学校有一种氛围，我们好像是为了什么特意地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去学校学习，我们去拍作品，好像就是为了要让这个作品去到很好的电影节，会有一点点功利的成分在里面。
当时某程度上我也被影响了，一开始我都不知道三大电影节是什么，我是后来跟同学聊天，才知道三大原来是世界上最好的电影节，原来除了奥斯卡以外还有三大。然后大家拍自己作业，拍短片的时候，都希望自己的短片可以被三大看到，可以被选进去，可能我的想法也会进入到这么一个主流里面。后来我会觉得这对我来说太着急了，因为我对电影的认识、了解还在一个起步阶段，却马上就得为了这个目标去前进。所以后来还是退学了，除了学校要倒闭这个原因以外，也有我个人的这部分原因，退学后就自己在家看电影、写剧本。当然我在学校还是学到了挺多东西的。虽然可能在这么一个氛围底下是稍稍有一点不舒服。当时学校提的条件也特别好，他让我们选，我们如果决定退学的话，就把一年的学费退回来，就等于说我上了一年的霸王书，什么学费都没给，还学到挺多东西，我觉得太值了。
拍电影网Pmovie：虽然说没有走奔着投奖这样一条路，但您的处女作其实获得了挺多肯定的，您这个起点算是很高的。
黄梓：可能客观上别人看是这样，但还是希望下一部拍得更好一些。还有很大的空间，尤其是走了一些电影节，对于电影节体系有一些自己的认知了之后，会觉得拍电影不是为了电影节而去做创作、做表达的。好电影有很多的表现方式，因为电影有无限的可能。电影节选的电影大部分都是好电影，但是电影节有一个他们自己的框架，可能只有某些符合这个电影节审美的电影才能进入到他们的体系里面，而一些不像他们样貌的电影，其实也是好电影，就无法进入。我觉得也不能忽视那部分电影的表达。虽然电影节很多，但是电影节也不是就能代表所有的好电影。
采访丨大大q同学
撰文、编辑| 大大q同学、佐尔巴
统筹丨拍电影网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