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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1995年7月的《American Cinematographer》
原文链接：https://ascmag.com/articles/flashback-soy-cuba
编译 编辑：孟浪
宣传电影或许比其他任何类型的电影更能反映创作者的审美与追求。它们可以是鼓舞人心的或令人恼火的，艺术的或笨拙的，说教的或微妙的。某部分人的存在可以使欣赏它们的价值成为可能并超越时代局限性。某些为了美化布尔什维克革命而制作的电影也是如此，比如《战舰波将金号》和《十月》。就连希特勒赞助的《意志的胜利》现在也被称赞为德国电影史的杰作。
现在这个名单可以加上《我是古巴》。本片由苏联最大的电影公司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和古巴电影艺术与工业学院(ICIAC)联合制作，预算为60万美金，于1962年11月开始准备，当时距离爆发古巴导弹危机仅几周时间，距美国发动猪湾事件仅一年时间。这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执政的第五年，他来之不易地推翻了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专制政府。在电影中，卡斯特罗是古巴人民的救世主，共产主义是世界的希望，而膨胀的美国资本家正在帮助巴蒂斯塔强奸这个岛屿。
1964年，这部电影终于拍摄完成，但任何一部试图将东方的共产主义与西方热带地区的热血、性感结合在一起的影片，在当时出现无疑都会显得有些奇怪，而《我是古巴》无论对卡斯特罗还是赫鲁晓夫来说都是不受欢迎的。让这部电影流传千古的不是它在当时被否定，而是它别出心裁的黑白摄影。它的视觉效果在今天看来和1941年的《公民凯恩》一样令人震惊。
以抒情作品《雁南飞》而闻名的苏联导演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和摄影指导谢尔盖·乌鲁谢夫斯基决心创作一部由看似不可能的镜头组成的现代艺术作品。结果正是这部由不断漫游的超长镜头构成的140分钟的杰作。虽然此片画面太长，导致无法完全容纳如此精湛的技艺，而且有时会变得过于艺术，但不可否认，它是一场视觉盛宴。
《我是古巴》的剧本由俄罗斯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和古巴小说家恩里克·皮内达·巴尼特创作，描绘了1959年巴蒂斯塔统治古巴的最后一刻。该片由四个部分组成，片中所朗诵的诗歌由被称为“古巴之声”的著名女演员拉奎尔·雷维尔塔用西班牙语连接起来，并由俄语翻译呼应。在新的修复版中，这些诗歌被松散地翻译成英文字幕。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可爱的玛利亚被迫在哈瓦那的一家夜总会当妓女，那里的客人都是粗鲁的美国人。一个有着奇怪恋物癖的顾客偷走了她的十字架，这导致她的双重生活被她心爱的人所目睹。第二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农民，他的甘蔗田在收获的季节被地主卖给了联合水果公司。农民把自己最后的钱给了十几岁的儿子和女儿，当他们在集市上愉快地喝着可乐，在点唱机上播放着音乐时，农民疯狂地砍着甘蔗直到筋疲力尽，最后他点燃了田地和屋子，然后倒地死亡。第三段故事很长，讲述的是一个学生革命者，由于不忍心刺杀腐败的警察，最终被他放过的那个人所谋杀。最后一集讲述的是马埃斯特拉山脉的自由战士，在巴蒂斯塔的轰炸机摧毁了自己的家园后，他满怀复仇之心并走向胜利。
影片一开始就是从一架直升机上拍摄的令人震惊的黑白长镜头，这架直升机在阴沉的海洋上接近古巴，并经过整个岛屿。大片的棕榈叶呈银白色，就像伸入黑暗天空的发光羽毛，水体就像熔铅池。壮美和不祥的感觉以同样的方式被传达出来。
接下来，又是一个长镜头沿着一条狭窄的水道穿过一个贫穷的村庄。接着是影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运动镜头。在一幢高层建筑的屋顶上，摇滚三人组的声音震耳欲聋，镜头掠过身穿比基尼的女人，穿过喧闹的人群，开始移动到屋顶边缘，这时镜头从建筑的一侧滑到一个游泳池上，那里挤满了喝鸡尾酒和晒日光浴的男男女女，甚至还有一个拿着Bolex相机拍照的游客。
随后，镜头转向俯瞰海滩的露台，然后将注意力转向一个穿着比基尼的高个子黑发女子，她从躺椅上站起来，走进游泳池。镜头随之潜入水下，呈现出一幅由年轻女性、肥胖资本家和皮条客组成的多元图景。伴随着镜头的运动，声音也会传到水下，并产生一种低沉的、扭曲的音质。应该强调的是，这个段落都是在一个连续的、不慌不忙的拍摄中完成的！
接下来的所有场景都是疯狂的且非常规的。影片中的对角线镜头比卡尔·弗洛恩德（德国著名摄影师）的电影中出现的还要多，大量扭曲的广角甚至会让奥逊·威尔斯吓一跳，对角线镜头赋予了英雄革命者神圣的形象，这与谢尔盖·爱森斯坦导演、艾都瓦德·堤塞摄影的苏联经典电影的传统相同。影片中有许多异常漫长的手持摄影，摄影机作为一个愤怒且激动的观察者穿过错综复杂的场景，并不断挑战危险和常规，甚至是万有引力定律。
乌鲁谢夫斯基(1908-1974)，毕业于莫斯科美术学院，他是一名优秀的画家和摄影师，在二战期间曾担任过战地摄影师，后来成为苏联电影中最伟大的电影摄影师之一。1965年，他在《Iskusstva kino》杂志上写下了自己在古巴的这段经历：
“我们把这部电影看作一种诗歌，一种诗意的叙事。我并不是说事实就是如此！对我们来说，绝对必要的是要创造一种风格——我们试图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观众不只是对发生在银幕上的事件进行旁观，而是要与演员一起体验它们……作为一个摄影师，我一直想做的不仅仅是简单地捕捉固定在镜头前发生的事情。我感兴趣的是得到这个场景的基本主题：爱，厌恶，痛苦，快乐，绝望。”
“节奏是关键。显然，当摄影师在英雄们身边奔跑时，先是靠近他们，然后再次接近他们——凝视一个人的脸，然后是另一个人，他跌跌撞撞地撞到树上，摔倒——即便有全景也不应该是均匀呈现的。这种技术上的“失败”其实是一种艺术上的美德……无论我们拍哪一集，用什么摄影机，最重要的条件是一种内心的激荡，一种拍摄过程中的创作情绪——我甚至敢说那才是灵感。”
“使用手持摄像机让你有机会完成免费的、复杂的全景拍摄。这并不是说我在鼓动每一部电影都要用手持摄影。但当我们试着用固定镜头和三脚架拍摄《我是古巴》时，它就是行不通——就好像我们的手从身体两侧垂了下来……如果我向前移动一点，把摄影机拿在手里，或向后移动一点，或左右摇晃机器，画面就会变得更有表现力，更有活力。”
“在我们看来，你不需要向观众展示所有的东西……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可言传的。”你必须给观众一个更积极的机会，让他们自己去发现一些东西。就拿电影的开头来说，在字幕出现之前，已经有一个沿着海岸越过棕榈树的漫长的航拍。当我们想展示岛屿旁边的村庄时，整个段落是从船上拍摄的。前景中有一个黑人船夫，镜头都围绕着他拍摄——你先看到他的背，然后是他的腿。(顺便说一下，这段画面是用9.8毫米的镜头拍摄的，这种镜头的可能性仍然令我惊讶。)我相信，贫穷的印象与其说是我们路过的贫穷的村庄本身，不如说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船夫光秃秃的后背和腿……在下一段画面中，镜头跟着拍摄对象进入游泳池也是合理的，因为水是两个场景之间的视觉链接。”
亚历山大·卡尔扎蒂，在此片中担任第一摄像师（掌机员），他是传奇摄影师艾都瓦德·堤塞的学生，并于1957年作为实习生在卡拉托佐夫的《雁南飞》中工作。在过去的12年里，卡尔扎蒂一直住在洛杉矶，他在那里以拍摄MV作为第二事业。他的儿子也是一名电影摄影师，他的女儿是一名时尚摄影师。他的父亲今年90岁，也住在洛杉矶。
“当我们拍摄《我是古巴》时我22岁，”卡尔扎蒂最近在美国电影摄影师协会的一则采访中回忆道。“我们向古巴运送了设备，古巴为我们提供了酒店、交通、食品和许多东西。我们送给古巴20台小型瓦西里夫相机，它是Éclair和Arriflex两种品牌的奇怪组合。还有一台名为“友谊”的摄相机，这台机器从未在古巴使用过，因为它的马达是转50次一个循环，而古巴普遍使用的都是60次一个循环。他们试图制造一种设备来补救，但从未奏效。”
由于手持摄影的优势，整个拍摄过程中使用了一个400英尺容量的小型摄影机。为了拍摄某些场景，他们还从俄罗斯带来了两台摄影吊臂。全片都是无声拍摄，对话是后期配音才加上去的。古巴作曲家卡罗·法里纳斯在苏联录制了一段优秀的管弦乐队和人声配乐。
“《我是古巴》可能是第一部仅用一台摄影机和一个镜头制作的大成本电影，”卡尔扎蒂笑着说。“我们很少更换镜头，最多是从超广角到广角。我们使用9.8毫米的Kinoptic拍摄了90%的影片，而另一个镜头只有18毫米，我们使用的是普通镜头或短长焦镜头。法国产的摄影机马达有很多问题，因为每当我们倾斜到地平线，摄影机的速度就会改变！一位经过特殊训练的古巴技术人员根据他的直觉将其修好。除了在镜头前的表演外，没有附加任何特效。一切都是手工制作且未经修饰的。乌鲁谢夫斯基总是喜欢自己动手做所有的东西，但他年纪越来越大，热带气候对他来说很艰难，所以他决定采用团队拍摄的方式。我们试图像篮球运动员那样使用摄影机，一个人先开始拍摄，然后把机器传给另一个人。”
卡尔扎蒂讲述了他与乌鲁谢夫斯基共度长夜，讨论实现他想法的过程。“他是一个画家，一个绝对的艺术家，但他在技术方面的知识是零，”卡尔扎蒂解释说。“所以他会让我给他一些东西，比如滤镜、摄影机支架的组合，或者为摄影机做一些运动的设计。如果你仔细看，电影中可能有100个拼接点，因为有很多长镜头是直接在摄影机上进行了剪辑。摄影机从主观视角多次变换到客观视角，视点的变化是我们想做的一个主要目标。”
从楼顶到游泳池的那场戏是运用这种技术最显著的例子。“那场戏是在一栋有两层屋顶的高楼上拍摄，我们建造了一个原始的木制电梯，手动降落下来。我的助手康斯坦丁·希波夫是个聪明的机械师，我们还有个古巴人叫卡利切，他也是个天才。有人待在电梯里，第一个摄影师把机器给他，他坐着电梯下去，然后第三个摄影师又把机器从下层带到了游泳池。摄影机是可以放入水中的，因为我们从超市买了一个塑料袋。”
红外胶片只记录了视觉红色以外的部分光谱，因此需要为几个重要场景赋予梦幻般的质感。树叶反射红外线，所以被记录为是白色，而其他颜色的渲染值与全色胶片不同。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一些美国电影中，它被有效地使用，最常见的是日夜交替的效果。令人难忘的例子包括系列电影《飞侠哥顿勇闯火星》、大型西部片《要塞风云》和《绝处逢生》，以及环球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制作的几部犯罪片。
乌鲁谢夫斯基在影片中使用红外线创造了白色的棕榈树、黑暗的天空和铅灰色的水以及白色甘蔗杆的怪异效果。当被背叛的农民用他的弯刀砍甘蔗时，长长的叶子就像从四面八方攻击的剑。
“我们想要拍出白色的甘蔗，因为糖是白色的——它就是糖，”卡尔扎蒂说。“乌鲁谢夫斯基以前使用过红外胶片，但是俄罗斯不生产红外胶片，所以我来到喀山的一家制造商那里，他们制作的胶片完全是为军方提供的——用于拍摄月球的另一面以及监视美国。他们在一个看起来像厨房的地方为我们手工制作了红外胶片。它具有非常高的对比度和非常低的醋酸灵敏度，而且使用的是赛璐璐材料——最终的感光度保持在30 ASA（一种美国制式的感光单位）左右。我们没有红外测量仪，镜头上也没有红外标记，所以很多时候的结果都是不可预测的。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凭自己的直觉和红外胶片成了朋友。你在电影里看到的成片是可以的，实际上那是我们拍了很多片段选择后的结果。每一场戏都拍了15到20次，所以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的底片使用的是Orwo Superpan，这是东德生产的感光度为64 ASA的爱克发胶片。我们用了很多滤镜，大部分是自制的黑白遮罩。”
在农民放火烧了他的房子后，一个摄影吊臂抬着摄影机升起来，以一个高角度的视点进行拍摄。为了让导演在拍摄过程中看到这些场景，剧组利用乌鲁谢夫斯基从俄罗斯带来的个人电视机设计了一个封闭的监视系统。这种技术可能在近几年才成为主流。
在第三个故事中，学生革命者恩里克的死被描绘得很诡异。镜头在旋转起来以后，那个被谋杀的年轻人的形象似乎消失了。实际上这正是使用滤镜对图像做了扭曲化处理，然后又在镜头前的塑料片上倒上油，最后在实验室里逐渐淡出成负像。
这名学生的送葬队伍在一个长镜头中被连续地展示出来，镜头从街道上升到一座高楼的一侧，接着进入一扇窗户，穿过一间正在制作雪茄的作业车间，然后又滑出窗户，一边拍摄街上的哀悼者，一边继续前行。卡尔扎蒂解释了这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使用了我在去古巴之前在莫斯科制造的一种特殊电缆设备。我们计划让摄影机在一条主要街道上的两座大楼之间滑行。由于安全和保险问题，我们在一条小街上使用它。我们用了两根电缆和一辆有八个轮子的小车，下面有一个叉子，摄影机被放在一个手持移动装置的末端。摄影机连接到推车上的秘诀是一块磁铁，磁铁一部分在推车里，另一部分在摄影机上。摄影机从窗户向外移动了大约100英尺。
“我们有时一天工作12到16个小时，在岛上呆了大约两年，”卡尔扎蒂说。“每个人都非常热情，我们都被感染了，大家非常努力地工作。在我们回到俄罗斯后不久，超过一半的船员都死了，我能活下来是因为我很年轻。”
“我认为这部电影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它是不可能被复制的。这对古巴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古巴从来没有在银幕上表现得如此美丽。这就像盖布瑞·费加洛摄影的墨西哥电影——卡拉托佐夫和乌鲁谢夫斯基看了很多盖布瑞·费加洛拍摄的电影，因为是他发明了这种风格。这种风格对古巴的影响就像盖布瑞·费加洛对墨西哥的影响一样。
“这真的是一部摄影师的电影，因为一切都是为了画面而精心安排的。我认为我的生活分为两部分——那就是这部电影之前和这部电影之后，虽然我从来没有成为这部电影的摄影指导，我只是一个掌机员。任何媒介——文学、诗歌、建筑、绘画、电影——反映的都是生活的现实，但绝不是生活的全部现实。艺术家可以选择他们想要反映的生活的哪一部分，所以对于任何形式的宣传来说，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工具。这就是《我是古巴》——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电影。”
1964年，《我是古巴》在古巴和苏联短暂上映，引起了卡斯特罗和赫鲁晓夫的愤怒。它没有在任何其他国家发行过，很快就消失了，就像它给人们带来的热切期待一样。但三十年后，一个几乎皆大欢喜的结局出现了。这部电影在1992年特柳赖德电影节上放映，以此向卡拉托佐夫致敬，尽管当时还没有字幕。就在导演去世的几个月前，他终于看到了这部电影的成功修复。第二年，该片在旧金山国际电影节上放映，场场爆满，观众两次起立鼓掌。现在，在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和马丁·斯科塞斯的赞助下，里程碑影业（Milestone Film and Video）为该片添加了字幕，并予以公映。
2019年，这部电影被列入美国电影摄影师协会的20世纪电影摄影100部里程碑电影名册。2019年，由马丁·斯科塞斯和弗朗西斯·科波拉联合推出的里程碑电影公司重制了4K版《我是古巴》。该公司找到了一个精细的35mm中间正片，这也是该片在1995年所发行的家庭录像版本的来源。扫描和修复则都是在Metropolis Post完成。2004年，由维森特·费拉兹执导的纪录片《我是古巴：西伯利亚猛犸象》对这个宏大的制作过程进行了深刻的记录。
这就是电影艺术巨大力量的证明，它证明一部有灵感的作品可以超越意识形态，成为一件独立的艺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