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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电影的人都知道,绝大多数长镜头都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浸入型的,比如塔可夫斯基、贝拉塔尔、安东尼奥尼等人的长镜;一类是纪实/写实型的,比如沟口健二、安哲、杨德昌、贾樟柯等人的长镜头;一类是气质型的,比如布努埃尔和奥菲尔斯的优美长镜头,这些气质型长镜头还可以再细分出一种慢气质型的(具体来说,就是以长镜头的「慢」渲染慢的氛围),比如《蜂巢幽灵》的静谧、《恐惧吞噬灵魂》的压抑、《热带疾病》的催眠。当然也有一些是多者兼有(比如瓦尔达也许可以算),但总得来说无外乎就是这几种。
但这片的长镜头却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因为它的目的既不是纪实也不是浸入更不是气质,而是取代剪辑与蒙太奇对观众的明确引导,通过(深焦)长镜头使观众迷失/混乱于观看目标。而这种迷失与混乱,正是对应了充满了整个电影的无序、动荡与混乱感(具体可看我短评)。我将这种长镜头取名为「迷失型长镜头」。这类长镜头在影片有很多,比如各种公路和公路旁草地的打架/斗殴/被劫持/谋杀/飙车/塞车(著名的8分钟移动长镜,塞满了鸣笛噪音)/搭车的长镜头。
这是这片很了不起的地方。我不确定这种迷失型长镜头是否为戈达尔首创,但他的确是我第一个见到用这种长镜头的导演。
如果你要拍一个政治灌输或唱/奏乐片段,你会怎么拍?绝大多数人是两种拍法,要么是像比如爱森斯坦那样通过各种视听技法调动观众对这些片段的情绪,要么是像比如贾樟柯那样中全远景距离的冷眼观察(就像他在《站台》里做的那样)。
而戈达尔两者都不完全是,他不拍这些政治灌输或唱/奏乐片段本身,而是拍它们导致的角色的行为与心理状态。因为,正如我短评所说,这部电影聚焦的是「法国60年代被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虚无主义、后殖民主义、嬉皮士文化等不同意识形态撕裂而导致的无序、动荡与混乱」,而不是这些意识形态本身。
所以我们看到,每当《周末》中出现政治灌输或唱/奏乐片段时,电影要么是画内全远景(以此来抑制政治灌输或唱/奏乐本身的感染力从而更聚焦于角色的表演——也就是角色的行为和心理状态),要么是画外空间(而画内则是直视摄影机或看向发出者的被影响者。比如黑人说教那段,比如一对夫妻浴室谈话那段),要么是扫视四周的迷失型长镜头(如村落弹钢琴那段的旋转横摇长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