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片子讨论的仍然是Mitschuld:不仅是德国人过不去的坎,也是全人类无法抚平的创伤记忆了。
事实上33-45年的文学被简单粗暴划分成Emigration、Innere Emigration和Naziliteratur。纳粹文学自然不必谈,两种流亡文学中,前者指那些离开德国的作家在流亡途中/流亡地写下的作品,后者指不愿意离开德国的作家由于生存所迫,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与纳粹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于是创作转向形而上、自然、神话等等不与社会直接相关的题材。片子里的两个Erich大抵都属于此类。说简单粗暴是因为,这个划分充满了后历史时代价值评判的滤镜,实际上并没有人能体会到真正的流亡抑或内心流亡作家自身遭受着怎样的煎熬。内心流亡作家的作品或许(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自然?)在文学价值上略逊一筹,但这部片子告诉我:他们并没有比那些逃亡瑞士苏联甚至美国的作家好过哪怕一点点,他们也并不是没有在努力,只是要在德国境内生存下来,耗费的生命力太巨大了。
Kästner被反复问到为什么不走,他的答案在我看来既是最简单的又是最自然的:这是我的国家,我要记录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我在想德意志人从漫长的分立中走来,从18世纪开始呼号民族的诞生,他们该有多珍视这个作为统一体的国家,即使它看上去摇摇欲坠,即将走向覆灭——就像一开始没几个人觉得纳粹将会实现长期的统治。当一个德国人举目四望,问出Wo ist das Land的时候,他希望有片土地给出回应。这就是Kästner。我想这也是大部分Innere Emigration作家的本心。
这么一看,Thomas-Mann-Affäre其实很成问题。托马斯曼自己跑到美国避难,却对坚守在德国土地上的Kästner们大加讽刺,可他有什么立场呢?他是Verlassender,当然也是被祖国驱逐的verlassener,但他要斥责的应该是纳粹统治而非在德国境内recluse的作家们,因为离开并不是比留守道德层面更优越的选择,甚至可能也不是更困难的选择。反而是这些内心流亡的作家,看着自己的国家日复一日地覆灭却无能为力(此时当然是真正的无能为力,如果不懂自我保存而一味为了所谓信仰牺牲自己一定是不明智的),他们的痛苦才是真切的。所以托马斯曼理应受到这样的指责:他甚至没有生活在自己所指的生活中,他没有资格进行评判。而当他说33-45年德国境内出版的所有书籍的价值连一摊废纸都不如的时候(当然这一点是有道理的),他可能不知道所有黑夜里闪动的灯光、角落里的悲泣和一切沉默的见证。如果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至少我可以看可以听,我要活到比所有人都长久,然后写出到那时已经被所有人遗忘的故事。那就是他的Parole Emil。
Kästner显然做到了。现在我理解了他荣膺Büchner-Preis是实至名归。片子里Kästner周围的众人很好塑造出了当时知识界对纳粹夺权的反应。我猜想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除了真正意义上的纳粹之外,没有人的生活是容易的。必须echo海德堡历史课上Frau Schadewald的话,没有人是无辜的。当你的邻居有一天突然被Gestapo带走,你该怎么办?你要去营救他吗?还是装作这世界上根本没有存在过这么一个人,然后继续自己的生活?没有人知道答案,也或者根本没有答案。但至少至少,Kästner的答案是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做到的答案。一个时代里不可能人人都是革命领袖,但你要保持头脑的清明,要看要听,要关注要思考,要有一颗完整的心。这已经是不错的答案了。很明显,der kleine Dienstag的存在就是在提醒Kästner,永远不能让自己麻木于这样的常规。Haben Sie Mitleid und Mitgefühl! 要先有感觉,才能übrigbleiben。
恐怕我现在这么想也是形势所迫,我可能达不到更高的要求了。我要先守住自己才行。
PS:影片中段的政治讽刺笑话真的好笑。可能要年度最佳了。
Da treffen sich zwei Irrenärzte.
Der eine sagt: „Heil Hitler!“
Der andere sagt: „Heil du den doch!“
PSS:Fitz在这个片子里非常灵动,不知道是演作家还是跟小孩子对戏的缘故,整个人很轻盈,但又沉重挣扎得恰到好处,以至于我对Kästner产生了巨大好感。
PSSS:我想我不愿意也没有任何资格对那个时代的文人做出任何评判。逃亡和留守同样不易,关于前者我想到辗转于伦敦美国拉美最终还是在里约结束了自己生命的茨威格、多次尝试返回德国的布莱希特,当然还有因为法国沦陷而不得不踏上逃亡之路却在法西边境突然丧失了继续前进的力量的本雅明。托马斯曼有他自己的选择,而且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至少他留下了作品,是足以流传数百年的作品,他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历史就是这样,没有人能过上轻而易举的生活。更应该向20世纪的文人们致敬。无论他们选择的个体生命的呈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