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板少年

纪录片《Minding the gap》（中译名：滑板少年）的片头，主角之一的Zack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整个社会都在给你灌输，像个男人，要坚强；像个汉子，喝玛格丽塔酒的都是软蛋。我们不是按自己意愿成长的，当你是个孩子的时候，放肆地做自己。然后在某一时刻，每个人都把自己弄丢了。

搭配这段话的，则是三个不再年少的青年又一次拿起滑板重温过去和启程未来的画面。滑板在他们的童年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赋予了他们冲出家门，接触社会，勇敢地“像个男人”的魄力；当然，也创造了让他们彼此相识且共同成长的机会。在这部电影里，构成影像的核心元素并非只有现实人物本身，还有滑板这个非人的“物”，二者之间存在的彼此纠缠且势均力敌的能动性，共同建构了三位青年儿时的成长轨迹。就像布鲁诺·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所言，处于客体的物并非消极、历史般的存在，而是与人一样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即滑板这个“物”不只是承担隐喻符号的功能，而且还作为行动者参与到了三位滑板少年的成长世界建构之中。

童年对三位少年来讲都是一场噩梦。Zack两岁时被母亲抛弃， 缺乏柔情似水的母爱的滋养，导致Zack那“温润”的一半缺失掉了。他试图从父亲身上寻找那缺失的一半，可男性的阳刚之气却将这份“温润”蒸发为乌有。父亲对他严格要求，要让Zack活成他理想世界的模样，那或许是父亲未了心愿的寄托，或许是父亲对残酷生活的反应，无论是什么，都将这股重担压在了还不明事理的Zack身上。得不到母爱的滋养，又有父亲期许的重担，在“家”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这种双重的折磨挥散不去，一直萦绕在Zack身边，不断加深他的痛苦。

Keire由于无法满足父亲的心愿，没有顺从父亲的要求，而屡屡惨遭父亲暴打，不堪重负的他想逃离不断将他捆绑的家，那约束他心灵的痛。刘冰同Keire一样，童年时常遭受暴打，但不同的是，刘冰遭受的是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男人——继父的暴打。陌生的阳刚之气所带来的压迫，是一种更残忍和绝望的伤害，而在刘冰的童年里，母亲这个角色也是缺失的，受到残忍伤害却得不到温润的滋养，他的童年可谓是最凄惨的。

对于三人来讲，冲破“家”这个空间的捆绑和伤害，成为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无奈之选。无独有偶，三人都选择借助滑板逃离他们身处的环境，滑板成为了刻画他们“悲”的载体，同时也是承载他们希望的载体。他们乘着滑板去到新的地方，渴求摆脱当前的环境和状态，这就使得他们的“悲”更加凸显。滑板似乎是真正可以带领他们离开伤心之地的唯一依托，让他们得以和现实生活“和解”。有了滑板，他们似乎就有了行动下去的动力，而这个动力竟是来自于与他们漠不相关的，没有生命的，冷冰冰的出行工具。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位少年乘着滑板穿越街道，穿越城市的不同角落，穿越空旷、辽阔的大自然，没有伤害的约束和积压。脚踏着滑板，在与滑板的不断摩擦中，他们爱上了滑板带给他们的快乐和自由，滑板参与建构了三人童年零星的快乐。滑板所给予他们的力量，足以对抗家庭带给他们的伤痛，所以他们才沉迷其中，以至忽视了时光的流逝，在滑板上生活到可以离开它的年纪。

同时，滑板也促成了他们与自然和社会链接的作用。社会是人与环境形成的关系总和，这意味着接触社会，就等同于踏入了无数条由无数人建构起来的群体观念河流之中。这些河流彼此纠缠且势均力敌，汇聚起来合成一整套不被破坏的观念汪洋，构筑着社会的稳定。滑板是少年们与社会接触的连接器，一头承载着他们的痛苦与希望，另一头浸染着不同河水的不同脾性。滑板像是一艘“愚人船”，将被原来的空间（家）驱逐出去的“神经错乱”的少年们，载到了一个可以另他们容身，轻松过流浪生活的地方。这个地方由于多个观念汇集，因此少年们也同时接触多个观念，他们产生了迷茫，找不准方向，成为了漫无目的的流浪。借助滑板原本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心灵的寄托，但滑板另一头所带来的反向力量，也让这份寄托兼存着不安。所以，我们看到Zack、Keire即便长大成人，仍旧过着迷茫的生活，那句多次挂在嘴边的“我不知道”成为他们对未来的描述。

在与社会的接触中，他们看似长大了，学着成人的模样，说着“Fuck”等之类的脏话，企图与在家中那个未长大总是被伤害的自己告别，努力去适应社会的群体观念，去做一个符合社会群体观念想象的人。但如何取舍和平衡自我与这片观念汪洋的关系，年轻的他们显然没有良好的处置经验。他们乘着滑板去往未知的社会，一方面心灵获得了安慰，另一方面心灵也染上了迷茫。Zack在影片开头说出的那番话，是他们成长经历的真实写照。但需要肯定的是，虽然他们迷茫，但获得心灵的安慰才是支持他们生活下去的最大动力，所幸这三位少年都靠此活了下去。

参考文献：

[1]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0.

[2]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