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时刻刻

评分：

6.0 还行

分类：剧情传记地区：美国年份：2002

简介：跨越时空的三个女人，因为一个名字被联系起来----戴罗薇夫人。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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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6-06-15

时时刻刻影评：时时刻刻

我一向喜欢看过期的电影，譬如我妈之喜爱赶时髦。今天她上街去买《达·芬奇密码》DB碟的时候（貌似她单位里的同事都看过了，她很是着急），我不置可否，因为六国峰会，白昼封路，巴士改道，警察百年难得一次地如此卖力扫荡，这张DB碟能不能到手可想而知。但我却趁她出门的机遇，放下专心研读的英语，来看妮可·基曼几年前的老片《时时刻刻》。

犹如苏塞特郡春水般潺潺流动的音乐，此后基调也未变过。水中带着泥沙，夹卷和翻滚，使水显得既清澈而又浑浊。正如一步步走向它深处的弗吉妮亚的裙，是咖啡色的，她头发蓬乱，金黄中也带着泥土的褐斑，她的眼睛是极其美丽的浅蓝，淡得几近透明，仿佛是在告知我们她正在进行的行为是某种控制之外的，脱了缰的疯狂举动。但是，她的思想是何其清晰，你瞧，我甚至连这封信都写不好。上帝知道，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人在说着比弗吉妮亚·伍尔芙自杀前荒谬十倍的话，而不自知，而活得心安理得。

于是，在这种被暗示、或者不如说被设定好的疯狂中，弗吉妮亚·伍尔芙沉入泥沙翻滚的水底。

影片的三个女人、三个扭曲的时空、三条毛线团般绞在一起的线索，以及那本作为神奇的魔法棒之功用的小说已经没必要赘述了。说实话，《达洛卫夫人》我没读过，因为弗吉妮亚既跳跃又连绵的思维，正像这卷着异质的柔水一样，是不能轻易触摸的。作为她的遥远的崇拜者，我只对编剧处理这三个棘手的时空时使用的巧妙的coincidence表示心领神会。好的小说正像宗教一样，宽容地接受各种膜拜方式，而没有权威性的意见。或许，这也是通向弗吉妮亚小说内部的一条途径。虽然巧合这个东西常常使电影情节显得愚蠢。

影片中诗人的感觉是对的，他体内有一个男性的弗吉妮亚存在，他花十年写了一本小说，对于局外人来说可能要花十年才能读完的一本小说。他说，我只想把过去发生过的一切都描述出来。这的确是弗吉妮亚在说话，很多年后文学评论家把伍尔芙小说的这一特征归类于意识流。但实际上弗吉妮亚的意识流有女性身份的前提在。她曾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思索女人为何要写小说，她们的小说该以何面目出现。她得出的结论是，英雄传奇、罗曼司、哥特式小说甚至简·奥斯丁的婚姻、金钱和道德，都被男人首先占领，以一个女人的身份涉足这些领域，无论如何都洗不脱模仿、抗衡、或者叛逆的烙印，弗吉妮亚希望自己的小说从一张真正的白纸开始，而不是打着或浅或深男人的水印的雪浪纸，这样她的小说才真正属于女人。

她裹上衣服逃也似的离开了里奇蒙的家，出去散步。在家里她是个混乱、接近崩溃的女人，有精神病史，和丈夫性爱不谐，怕女用人，对姐姐有着出乎寻常的依恋——我们且不论这段历史是否被disort过了。弗吉妮亚在抱着双臂散步的时候坚定了要写一个女人一天的想法，女人的一生将浓缩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一天中，但是问题又来了：包不包括她的最期——也就是死亡？

大师级的电影里，荒谬正像是一道美味的芝士，滚烫滚烫地浇在菜肴上，很快地融化，浸透至盘底，有时你吃到最后，将找到以为吃不到的海鲜，有时却一无所获。

《时时刻刻》的荒谬是三个女人莫名其妙的忧伤，声音沙哑的弗吉妮亚、温婉而脆弱的罗拉、看似坚强其实在某个时间点也不堪一击的克拉丽莎。以及充斥其中的paradox——小说家患有精神病，但她却像偷窥了潘多拉的魔盒似的，享有任何人都望尘莫及的才华，她貌似特立独行，实际上孤独得要命，为了宣泄这种孤独她差点偷偷一个人跑到那个曾令她崩溃的伦敦去，她甚至对姐姐说：没有人不喜欢被邀请，哪怕是病人。圣经里早就说了，独居不好。孤独是一种病，索爱的欲望就像婴儿吮奶一样出乎原始，不同的是它贯穿人生始终。

这个影片里，我最喜欢的是罗拉柔美的脸、梅里尔·斯特里普红着眼睛双手乱挥不知所措的样子，年幼的理查挣脱邻居的束缚边跑边叫喊妈妈的镜头。以及三对女人荒谬而又天经地义的吻。

最容易忽视的窥视者是孩子，但多年以后，这段影象或许对于当事者来说已经事过境迁，模糊得轮廓也不清了，但在窥视者的童年记忆里却愈发鲜明，甚至成为梦魇。

也许诗人理查正是用十年的时间做完了这个漫长的噩梦，然后纵身一跃，寻求解脱。

瓦内莎·贝尔的三个子女中，昆丁（就是电影中那个胖男孩）后来承担了如实追述他阿姨一生的使命，著有《伍尔芙传》；朱利安（就是高的，稍漂亮的那个）曾经来过中国，成为虹影倍受争议的小说的主角，惟独女孩安琪莉卡如何我不知晓。

关于生和死的问题，电影中的弗吉妮亚认为，只有一个人死去，他或她身边的人，无论是被自身的死亡困绕还是失去他人的恐惧缠绕，才能从这个人的死中获得生机，因为他人的死亡，会让目睹者产生生的希望。

是以小说家阻止了罗拉，杀了诗人，然后自己跳入洪流。

也许她的理论在她丈夫面前是经不起推敲的，他会说，你这什么逻辑，他会用她对所有爱她、希望她好的人负有的责任来说服她，义正词严。但是在1923年的里奇蒙，她一句“我想要过自己的生活”就击败了他。而在1941年的苏塞特，她连商议的权利都不给他了。

这就是小说家和凡夫俗子的区别。惟有挣脱了所有义正词严的理由还能一个人走出去的小说家，才会真正永垂不朽。即使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些小说家时时刻刻想望的主题，仍是自由，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