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

最近心血来潮，经常老片新看。事实证明，好的电影作品不但拥有争一时瑜亮的商业性，更会在时间之流的洗涤下历久弥新，臻于传达永恒的艺术境界。无疑，《英雄》配得上这一赞誉。

在这部电影上映当时，曾一度引起过争议性的讨论，假如我们从今日的角度再欣赏这部电影，并且对当年的情况一无所知的话，可能很难想象到会有这样的结果：《英雄》在国外收获了高度评价与相当多的荣誉，在国内却褒贬不一——有的说故弄玄虚，有的说华而不实，有的说沦于说教……我提到这种评价上的差异，本意并不是想在文化审美的价值判断领域证明某种“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歪论，因为西方人和中国人，在看待一种道地的东方式的艺术表达时，处于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场域和历史语境之中，观审的角度不同、对相应的历史背景与文明精神的认知程度不同，领会当然也会不同。距离往往产生美，而熟识往往产生批评与苛求，这本是我们最习以为常的事情，不单在电影鉴赏方面是如此。我只是认为，许多国人在欣赏电影（尤其是历史题材相关的电影）方面有一个不是很好的习惯，即缺乏对艺术创作的宽容，对别具一格的表达的宽容（时至今日，我们缺乏的难道仅仅是“艺术宽容”吗？）——电影作为现代艺术，其实与作为古典艺术的诗歌一样，首先具有“写意”和“言志”的艺术功能，故事的情节是否符合历史实情、传达的内在精神和理念是否合乎观者本人之心意或迎合某种意识形态需要，都不应当成为艺术批评的主要标准。历史电影既不是“影像化的历史教科书”，也不是各种观念意识形态生死争斗的战场，它的本质无非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如果我们真正尊重艺术，那么不妨沉下心来，悬搁先入为主的异见，去观照艺术作品本身所言说，给予创作者的表达以必要的自由与宽容。

重看《英雄》，就个人来说，最吸引我的两方面，一是表现手法，一是作品本身传达出的立意。

先来浅说一下前者，导演对于色彩的运用匠心独运，精妙绝伦，显然是花费了十分巧思去构想而得到的结果。以色彩为线索的表达主要体现在无名与秦王在殿上相谈的“三重故事”之中——关于残剑与飞雪的同一段经历先后呈现了三种不同的叙事版本，真假相映，层层深入，颇有些致敬黑泽明《罗生门》的意味。无名编造的第一段故事以红色为主色调，秦王推断的第二段故事以蓝色为主色调，真正的实情以白色为主色调。

红、蓝、白的色彩衔接，我自己有两种不一样的解读方式，这些理解是否真与导演本意相应并不重要，因为艺术作品一经创作完成，就离开作者在精神世界上对它解释权的垄断，而具有了独立的、无限生成的价值空间——这一空间的扩展当然少不了读者观者们的参与。在第一种解读中，红色体现着欲望与爱恨、家国与征战，这些最为浓烈而深刻的情感表达与文化记忆，象征着永远作为潜在底色的本我、世俗之我；蓝色体现着恬淡、平静、广远的气度、对世俗的超脱，象征着超世出尘之我；白色体现着纯净、本真、和谐与统一，象征着在此复杂人世中，那个既非完全沉沦，又非超然物外的，复杂而真正存在着的自我。人，一种多么包罗万象的存在，多么一言难尽的存在！在第二种解读中，红、蓝、白的配色与刺秦的历史背景之融会，让我不禁想到了田光向燕丹推介荆轲之言：“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由此观之，红、蓝、白三种主色下的故事，难道不也正可对应着“勇”之三重层层递进的境界吗？每一层故事，都让秦王和屏幕外的观者对刺客的人物形象和内心世界有了更丰满、更深沉的领会。故事讲完，背负众刺客之宏愿、经历着复杂的心理斗争而孑然一人，正襟危坐在秦王面前的无名，难道不正是那“神勇之人”吗？

再说后者。《英雄》最为出彩之处，恰恰在于其结局——本应完成刺秦使命的刺客，最终却放下刀剑，慨然赴死。这一结局把刺客提升到了不属于刺客的高度，真正侠之大者的高度，这个沉重的抉择背后，体现的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蕴含的最重要的精神，即“天下观”。“天下”并非一个地域概念，亦非一个以“中国”自身为界限的狭隘民族概念（“中国”这一名词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义，本就只是晚近的事情，在古人的文化语境中，原本意义上的“中国”乃是“天下”）。今人之眼界，有列国而无世界，其地虽大，其义则小。“天下”超越了国界、民族之区分，正如彼时超越了秦国与六国之分，而是意味着一种普世关怀——无关任何样貌、语言、地域、文化习俗的差别，我们都是人，都是生而有限、生而有死、追求幸福、渴望自由的人，这一基本事实超越了任何主体间性的障碍，把我们在共同基础上联系在一起。当无名放下秦王给予他的佩剑时，他心中怎能不涌动着国仇家恨，记挂着生死相托而百感交集？但他不是一个纯粹为达目的的工具、受雇于王侯将相之意志的“传统意义上的刺客”，他出于自己的意志苦练绝技，一心刺秦，却也出于自己的思考，放弃刺秦。在手握宝剑那一刻，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并不仅仅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快意一个人的恩仇，横亘于前的，是历史的分量——毫无疑问，他的行刺将确实地改变历史，变易无数人的生死存亡；但是，历史方向本为大势之所趋，又岂是一次刺杀所能改变？（想一想行刺林肯的杀手布斯吧，南方的庄园奴隶主固然在一时之间感谢他，弹冠相庆阴谋得逞，但是美国历史、世界历史又怎样评价这次行刺？它长远来看推动了人民的福祉，还是阻碍了文明的进步？）经历春秋战国数百年之纷乱，重归一统、四海承平必是民心所向，秦王只是历史大势最切近的实现者，秦兵扫六合之势已然不可抗拒，即使秦王身死，也必有继承其志的后来之人。既然如此，又何苦让苍生经历更多战火，在铁与血中付出更惨重的历史代价呢？一己之力并不能摇撼大势，但却能顺势而为，从而拯救无数人的生命，大大减少互相攻伐造成的牺牲。在历史的天平面前相权，称量着私情与大义，无名选择了放下长剑，他因放下而伟岸，因放弃而英雄。一个刺客，一个历史面前宛如尘埃的小人物，一个无名姓者，用他无言的行动证明：中国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心怀天下，都是我们骨血里不变的精神气质，不改的生命本色。无关乎身份地位，虽匹夫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