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曾有一次滞留在圣方济各的故乡阿西西，那是1962年他去那儿某个圣方济各修道院参加一次研究会的时候。尽管帕索里尼以一个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同性恋者著称，他还是接受了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发起的与非天主教艺术家进行新一轮对话的邀请。
街道因为教皇的到来而拥挤起来，帕索里尼只能在他旅馆的房间里打发时间。他找到一本福音书，并“一口气把它读完了”。根据其中一部福音书拍一部电影的念头，他写道，“让我把所有其他的工作念头都抛诸脑后了。”结果便产生了这部大部分外景都在意大利贫瘠荒凉的巴西利卡塔地区及其首府马泰拉拍摄的“马太福音”（1964）。（四十年以后，梅尔•吉布森将在这同一个地方拍摄“耶稣受难记”。）
帕索里尼的这部电影是我所看过的宗教主题的影片中印象最深刻的一部，也许是因为那是由一位不信上帝的导演拍摄的：他不布道，不颂扬，不会刻意强调，或把故事感伤化、浪漫化，而只是尽力记录它。
我自己获知了有关旅馆房间的那段趣闻，下面其他许多信息则来自巴斯•大卫•施瓦兹的《帕索里尼安魂曲》——那是一部关于这位作品涉及亵渎和神圣，最终在城市荒郊被谋杀的潦倒艺术家的极具价值之作。
尽管帕索里尼一生导演了大概25部电影（最著名的“寄生虫”、“大鸟与小鸟”、“索多玛120天”、“十日谈”、“罗马妈妈”和“定理”），且为费里尼的“卡比利亚之夜”、“甜蜜的生活”编写过剧本，在成为导演之前他却一直把自己视作一位诗人，而他的电影则由形象、印象和有时作为语言功能甚于对话功能的词语组成。
“马太福音”自然也是这种情况，那就像是一部记录从基督出生开始整个一生生活的低预算纪录片。这部电影是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精神下拍摄的，这种精神主张日常普通人，而非专业演员，才能最好的体现角色——不是所有的角色，而是他们生来就会扮演的那个角色。
帕索里尼版的基督是埃里克•伊拉奥基，一个来找他谈论他作品的西班牙经济学学生，伊拉奥基从没演过戏，但施瓦兹引证帕索里尼的话：“甚至在开始我们的谈话之前，我就说，‘恕我冒昧，你可以参演我的一部电影吗’？”施瓦兹这样描述伊拉奥基：“…一个由巴斯克父亲和犹太母亲生的儿子…瘦消、弯腰曲背、浓眉，绝不似米开朗基罗那个肌肉发达的基督。”
帕索里尼让当地的农民、店主、工厂工人、卡车司机来演其他角色，钉十字架时的圣母玛利亚则由他自己的母亲来演。
这些演员能否对付得了台对话台词且不讨论。帕索里尼决定不要剧本，根据福音书一页一页拍摄，仅为了顾及要让电影有个可接受的长度才作一些必要的压缩。对话中的每个词都直接出自福音书，其中许多来自远景镜头，所以我们看不到嘴唇动作。
耶稣却经常被看到在讲话，他的风度和外貌也与传统描绘的形象有很大不同。像那时多数犹太男人一样，他留着短发——不像圣牌（Holy Cards）中那样留着垂发，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有罩盖的长袍，这样他的脸就经常处在阴影中。他没刮过脸但也没留着胡须。
他的个人态度有时显得比较温和，像在登山宝训中那样，但更多时候他讲话带着一种正义的怒火，像一个联盟组织人或反战者那样。他的辩论风格，忠实于《马太福音》，是用一个问题、一个寓言或盛气凌人的嘲讽来回答另一个问题。他的布道显然是对他的社会的一种激烈的谴责：它的物质主义，它那把有钱有势的人置于穷人和弱者之上的价值判断方式。聆听这个耶稣，没有人会把他和繁荣的拥护者混为一谈，尽管他的许多信徒认为他会用富足嘉奖他们。
这部黑白电影用一种十足质朴的方式讲述。想一想开始那一幕。我们看到玛利亚的特写，看到约瑟夫的特写。玛利亚的长镜头，她怀孕了。我们看到约瑟夫对此若有所思，看到他走出屋子，靠着一块大石头睡着了。接着，他被一位天使（看起来就像一位普通的农家女）唤醒，天使告诉他玛利亚将会生下神子。后来天使又发出预告要他们在希律王下令屠杀头生子之前逃到埃及去。
屠婴过程只是一个简短的场景，更为恐怖是因为帕索里尼不对暴力细节特写（The massacre of the babies is a brief scene, the more horrific because Pasolini does not use closeup details of violence） 。这里，还有之后，他在合成音轨时使用了灵歌《有时我像无母的孩子》——我认为出自歌手奥杰塔，尽管有些来源引证是玛丽安•安德森。东方三圣来朝拍得就像真实可能发生的那样，他们骑着马（不是骆驼），一群欢呼雀跃的孩子跟在后面。
实际上，好奇的孩子似乎被耶稣吸引住了。寺庙里与长者辩论那一场景，孩子们在他脚边坐成一排，当认为他说到精彩之处时，他们转过身向长者们炫耀般地格格一阵笑。
行饼和鱼的神迹、海上行走处理得很低调。基督让他的门徒们开船，“我会跟着你们”。没有胜利的音乐、没有挥舞的手臂和不信任的呼喊，没有感性的的摄影角度——只有一个在水面上行走的孤独的轮廓，一个长镜头。
这部电影中耶稣的审判过程，像吉布森的《耶稣受难记》一样，对犹太教的高级僧侣提出了很多谴责，《马太福音》本身也是如此。但那些在吉布森对他们的描绘中发现反犹倾向的人，很可能会欣赏帕索里尼用长镜头来拍摄那些辩论的决心，他展示出的那些僧侣并非愤怒恶毒，而是博学沉闷，非常严肃地对待异端。帕索里尼的僧侣们作出结论，“他必须死，把他交给本丢彼拉多。”彼拉多把耶稣称作一个“无辜的人”。接着我们听到了《马太福音》中臭名昭著的句子“愿他的血洒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吉布森后来从他的字幕中切掉了这句（但没有从亚拉姆语的对话中切掉）。
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幕完全没有吉布森版本中的暴力血腥。它几乎就是轻描淡写，并且我们注意到，去卡瓦利的大部分路上，十字架是由西蒙背着，耶稣只是走在它后面，头上戴着荆棘冠，但才有几滴血。但这个版本没有像好莱坞的圣经史诗那样被弱化和戏剧化，它有着粗粝的现实主义风格，看起来像一次残酷死亡过程的本然描绘。
安德鲁•格瑞利，在他关于吉布森电影的随笔中，纠正了天主教学校毕业生们（比如我）被告知的耶稣之死是为了赎去人的原罪的观念。格瑞利说他死是因为他感觉到我们的痛苦，并且他爱我们。那是一个跟帕索里尼版比较接近的耶稣，但帕索里尼也坚持认为耶稣不爱那些王国在地上的人；他的基督是左派而非右派，且会把许多当代基督徒和那些犹太法学家、法利赛人视作一丘之貉。
“马太福音” 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荣获评审团大奖（金狮奖给了安东尼奥尼不朽的（fiercely secular）“红色沙漠” ）。右翼的天主教集团很警惕它，但这部电影首度获得了国际天主教电影事务所（OCIC）的赞誉，OCIC还在巴黎圣母院放映了该片；法国的左派像意大利的右派那样感到义愤填膺，萨特会见了帕索里尼，隐晦地告诉他，“斯大林复活了恐怖者伊凡（Ivan the Terrible）,基督还没有被马克思主义者复活。”看过吉布森的《受难记》后几周来看这部电影会使人明白基督的故事没有唯一的版本。它就像一个我们可以把观念注入其间的模板，我们会受生活经历的决定去看待它。在吉布森看来耶稣所遭受的痛苦折磨是他生活中压倒一切的事实，因此他的电影没有包含什么基督的教诲。帕索里尼则认为教诲才是核心的故事。如果假设有一个先前对基督毫不了解的观众跑去看完了吉布森的《受难记》，开始奇怪里面所有那些狂乱究竟是为了什么，帕索里尼的电影则会说服他：耶稣是一个激进分子，他的教诲，如果认真对待的话，会和人类有史以来大多数社会的价值观相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