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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齐泽克点评过Keyser Soze,说他以“自戕”的方式(杀了被敌人控制的妻子和女儿)获得绝对的孤独和自由,以此把自己祭献给唯一的目标——复仇。
所以这是个什么人呢?
“你上级的上级也在毫不知情地情况下给他干活”,“他总会找到你,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给你借钱的人,然后杀了他们”,见到他面孔的人都会死去。他的神秘和惊悚和God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在《出埃及记》里God也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33:20)
然而电影的结尾层层反转,抚慰性地告诉观众:Keyser的这一切都来源于一个头脑机敏、表演水平高超的人的叙述,“话痨”Kint的名字就已经暗示了,这是一个擅于“编织”故事的人。于是他的故事就像一层层织体,把叙述人包裹起来,隐藏成为一个无辜的、孱弱的,甚至是充满兄弟情的瘸子。他继而从中挑选出一个角色,将其打扮成一个不可思议的神一般的面孔,令人们畏惧其脸上的光(恶魔之光)而不敢直视。现在真相大白,故事中的元素一一归位,它们分别来源于警局办公室的新闻简报、警官手中的咖啡杯、通缉犯和人证的姓名。——原来精彩的故事也会有缝隙,这些缝隙暴露了它们和当下生活的关联,这些关联能够让一个“优秀的读者”意识到,叙述人并不是那么无辜,他或许就是最希望隐藏自己面孔的那一个人。
所以这部片子可以看作是一个拆解神的“灵晕”的影片。Keyser与God的对位,或许也在暗示着,既然Keyser是人的编织和表演,那么信仰中的God究竟有几分真假呢?毕竟影片最后警察只差一步就抓住了这位大名鼎鼎的Keyser;那么,有多少假以“神”/“神圣”之名却行苟且龌龊之事的“伪神”还没有被捉住呢?甚至于,“神”又或否只是“擅于编织之人”的欺瞒?面对这种“欺瞒”是应当以信仰的方式无条件的相信,还是应当以侦探般的理性施予怀疑和拆解?这些问题早已超出了影片探讨的范畴,然而它们在生活里仍有一席之地。
同时,这部片子也是一个从讲故事到拆解故事的影片。“话痨”Kint善于言辞,他几乎编撰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并且大胆地从警局里挑选出关键要素进行组装,这无疑是对警官——这个听故事的人——一个充满自信的挑战:你究竟能不能看出我故事里的破绽?然而一个浑身烧伤的目击者打破了这个平衡,他是现实中的亲历者,他的回忆是是推倒整个叙述大厦的致命一击。这个目击者是影片设置在叙述框架之外的恐怖袭击,而警官则是叙述事件(说-听)之内的角色,他试图在其中敲敲打打寻找漏洞,后者正应了《惊天魔盗团》里的一句话:“你靠得越近,看到的就越少。”
最终,Kint走出警局,一个“叙述事件”就此终结,也正是在此时,警官完成了从叙述事件“内”到叙述事件“外”的跳跃。他离得远了一些,继而便发现了惊人的事实——“话痨”Kint就是“恶魔”Keyser。这让我想到另一部与此相似的影片《看不见的客人》,正是在这个“既是女律师又是死者的母亲”的角色远离艾德里安的时候,她从一个听故事人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站在对面大楼“远眺”的人。
近与远的关系恰好便是“编织故事”和“拆解故事”的关系。悬疑片用了90%的力气把观众带入成一个听故事的人,一个叙述事件之中的人,继而用五分钟急速拉远,于是整个故事因为目光的变化而轰然倒塌。这种快感类似于小朋友用一个小时趴在地上摆放多米诺骨牌,继而用十秒钟将之推到。小朋友会开心地笑起来鼓掌,而我们——这些看电影的人——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