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鸡奖最佳故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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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为陈可辛导演的作品，《夺冠》的故事是工整的，叙事基本流畅，演员演技在线，在表现竞技体育的镜头语言上也很有看点，是一部质量偏上的电影。
不过我这儿不想深究电影的文本，只想谈谈《夺冠》的主题。
陈可辛是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导演，《夺冠》和他的其它作品相似，其真正的主题都是喻而不言的。观众都能感受到主题，但不一定能言说出来，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宣教。我不反对陈可辛导演表达他的观点，但并不认同，因此觉得有必要将之点明，再附上自己的观点给读者参考。
简单而言，《夺冠》中的郎平是一条线索，她作为队员，和作为教练，两次带着 “中国女排” 走上世界巅峰。两次 “夺冠” 有其共性，就是唤醒了女排队员的拼搏精神，并且最终赢得了 “胜利”。而主要戏剧冲突却不是拼搏的过程，而是两代人截然不同的 “组织方式”，一代是 “左旋” 的，一代是 “右旋”的。
何谓 “左旋” “右旋” 呢？这是一个哲学的方法论。假设我们站在未名湖边，想绕湖一圈。我们顺时针（左旋）走一圈，和逆时针（右旋）走一圈，都是绕着湖走了一圈，但看到的沿途风景却是截然不同的。湖边的花草树木、楼宇本身是一体的，但因为我们走的方向不同，一次只能看到它们 “一半”。
电影中的 “左旋”，自然是八十年代的夺冠，女排的组织方式靠的是集体主义精神、国家荣誉感、个人的牺牲、不怕苦不畏难的毅力。而21世纪的夺冠则是 “右旋” 的，与集体对应的是个性，与国家荣誉感对应的是个人成就与乐趣，与意志力对应的是 “科学” 的训练、营养、战术计算等等。
估计当代的年轻电影观众，会比较喜欢后者，而反感前者。
而按陈导的叙事，“女排” 的故事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是历史进程在竞技体育上的投影。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叙事逻辑，随着经济发展、物质丰富，人们也越来越个性化，技术也越来越进步；而80年代一味强调集体、国家荣誉和个人奉献的 ”组织方式“，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表现为直白的——无法 “夺冠” 。而郎指导回归女排，带回来了新的 ”组织方式“，新的这一套 ”组织方式“ 用 ”夺冠“ 证明了自己，赶上了生产力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两个时代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拼搏赢取胜利（夺冠），和国家荣耀。不言自明的推论是，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应该 ”拥抱变化“，去学习和适应新的组织方法，或曰新的精神文明形态。
以上是个人的理解，陈可辛导演在《夺冠》中寄予的真正主题。我其实一直很喜欢陈可辛导演的电影，却几乎从来没有赞同过他电影背后的观点。这里也要对《夺冠》的主题提出三点挑战：
《夺冠》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时代的人民对女排期望的差异。前一个时代的人民，万人空巷观看女排比赛，夺冠后举国欢呼，人民走上街头欢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火把点亮了夜空。
而后一个时代，人们却在奇怪为何要把胜负看得这么重？赢了又怎样，输了又怎样？
按电影中郎指导的解释，是前一个时代还不够自信，因此不能接受失败。而后一个时代的人民有自信了，从而能够享受运动本身了，不再执迷于胜负了。
我认为郎指导的说法站不住脚，按她的观点，全中国最自信的应该是中国男足。
职业体育没有胜负心吗？尤其是投入数以亿万计资金的职业体育，那就是商业行为。比赛失败，主教练下课，队员开除，赞助商撤资，这才是这个时代的现实真相。
如果商业行为没有胜负心叫做 “自信”，那么最不自信的人上到上市公司的老板、CEO，下到小老板、技术经理……遍布全国所有行业。这个时代绝不是更自信了，而是更不自信了。
上一个时代人民把 “女排精神” 看得那么重，唯一的理由是人民觉得那是 “我们” 的女排。而现在如果看得不重了，只因为这 “与我无关” 了而已。
在世界人民仍未大团结、而是相互竞争的大时代里，每个国家、民族都有压榨出最大生产力的潜力，目的可能是为了国家进步、民族强盛、人民幸福，也可能是为了维持霸权或给大老板赚更多钱。
“最先进的生产力” 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也就是我们哲学话题中那个需要绕一圈的未名湖。
如何带领一个民族去前往目的地，究竟是顺时针走，还是逆时针走，是大哉问。看上去目的地一样，可沿途风景截然不同，挑战截然不同，因此也需要不同的组织方式。而组织方式产生的效果，无非是高度自主与充分服从两种策略。
我们这里不讨论监工的皮鞭、佃户的卖身契或是产线工头口中的Dio他妈。绝对的服从绝对不能发挥人类个体最大的创造力，最优秀的组织目标都是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或曰拼搏精神。
我们这代人所熟悉的拼搏精神，叫做 “Owner” 意识，源自于期权、奖金、财务自由理想、创富神话、35岁失业压力、对 loser 的恐惧感和末尾淘汰的业绩考核。
而上一代人熟悉的拼搏精神，是人的一生该怎样渡过、是为人民服务、是心忧天下、利国利民、为人奉献。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 “组织方式”， 或用一个时髦的词，“生活方式”。
所以，冷战时代的竞技体育为何受到各国各民族的高度关注呢？因为它本质上，是以 “先进生产力” （锦标）为目标，不同 “生产关系” 之间的和平较量。
八十年代郎平所在的女排获得胜利，是在 “女排” 这一战场上，与列强不同、属于中国人的这种 “生产关系” 获得的胜利，尤其是在物质条件、身体素质远不如人的情况下获得，似乎更能证明 “组织方式” 上的优越性，女排英雄们不仅能够吃苦，而且愿意吃苦，把自己千锤百炼锻炼出来了。
那为什么当时的人民对女排的胜利如此热情呢？因为当时的很多人真诚的认为，属于女排的 “女排精神”，也是 “我们” 的精神。女排赢了，就像是 “我们” 赢了。
结合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更准确的说，八十年代女排的 “夺冠”，是一种 “旧” 生产关系的回光返照。当全社会各个角落的 “旧生产关系” 都崩塌了，女排精神无非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于是以电影《夺冠》中的郎平为例，“左旋” 和 “右旋” 两种前行方向的矛盾欲言又止地呈现了出来。与其他人不同，电影中的郎平青年时就会思考 “前途” 问题，所以她自己很早就学会英语，也建议陈指导要以中国女排总教练为目标。
而身处美国的郎平，已经是一名认证的残疾人，全身上下没有一片骨头是好的。而她昔日战友，也早早因为癌症去世。
电影似乎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但我替他们说出来，“女排” 们为时代奉献了那么多，可是时代给了她们什么？
这种质疑的声音，是八九十年代时，四十岁以上的人们在艰难中回顾人生时最常说的一句话。
于是郎平成为了一名职业体育人，学会用属于个人视角的 “专业性” 和 “利益” 来重塑自己的动机，融入了新的时代，解决了自己曾经和时代的冲突。也通过个人能力，获得了最令她内心矛盾的成就——她带领的美国队击败了她出身的中国女排。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郎平怎么带着新的思维、新的组织、新的技术、新的文化回到中国女排，把她们重新带领上了世界冠军的位置。其中最主要的戏剧冲突，就是郎指导怎么让这些年轻的女将们找到了自己打排球的快乐，找回了自己的主体性。
或许很多观众和我一样，看这后半段时，会有说服力不足的感觉。怎么新女排就从屡战屡败，一夜之间战胜世界第一的强敌了呢？靠重建人生理想，靠快乐排球？
试问，巴西队的那些女将们，难道也不知道她们追求的是什么？当她们鼓动全场欢呼的时候，她们难道不懂得享受排球的快乐吗？凭什么世界第一的强队，就这么败给了一个二三流公认的弱队呢？
必须得说，这一段在逻辑上是不给力的，与前一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前一代女排因为奉献精神，在物质不足、身体素质不占优的情况下，通过更强的个人能动性，更努力的拼搏，更多的汗水和血泪，才赢得了胜利。
这反而符合唯物主义（科学）的推理，而后者的一夜转变，却更像是唯心主义（精神）的胜利。
我对新女排并不了解，也许真的就是电影所说的那样，但不符合自己当年的感受。我当年看到女排战胜巴西重回巅峰，还一度以为是拼搏、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重新回归，重新证明了自己呢。
这一段的真相，就留给读者们自己评判了。
按陈可辛导演的叙事逻辑，“右旋” 的新女排精神，和 “左旋” 的老女排精神，在各自的时代赢得了同样的目标——“夺冠”。言下之意两个时代不需要互相否定，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我们应该拥抱时代的变化，顺应新的文化和新的组织方式。
可陈导却仍然未对电影中的问题给出答案，为何这个时代不再看重女排的胜利，不再看重女排的精神了呢？
我觉得这个道理其实很容易说得通的。《夺冠》电影中的郎指导，靠着 “快乐女排” 的思想让女将们找回了自己的主题性，最终赢得了胜利。但试问那些没有入选阵容，或是被筛查淘汰掉的女将们，也能都像领取金牌的女将们一样快乐面对排球吗？
排球对电影镜头外的女将们，究竟是一门爱好，一块事业，还是一项职业、一门生意、一个将自己异化的运动呢？
对于赢者全拿的锦标运动而言，快乐永远只属于镜头前的少数人。如同企业老板将每天睡四小时视作一种自我实现的奋斗时，那些封闭开发中看不到老婆孩子的码农们不一定快乐；如同美团的算法工程师们追求着改变世界的理想时，一边闯红灯一边回复手机的外卖骑手不一定快乐；如同乔布斯在发挥着 “扭曲现实立场” 创造一个时代时，富士康产线上在工头dio声中一天组装三千件的员工不一定快乐……
“新女排精神”带来的快乐与自我成就，并不一定是 “我们” 的快乐与自我成就。
《夺冠》中老教练回想起66年拿到世界第九，不料十年没有球打，充满了遗憾。可职业运动员没有锦标比赛的时候，也许是中国人生活中体育运动最丰富的时候。
回想着小学时每周三晚上，在工厂操场和小伙伴们一起看车间篮球联赛的快乐，再低头看自己在工位一边敲键盘一边吃外卖吃出来的一米多腰围——
——这个时代的人为何不再看重夺冠与女排精神，对我而言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