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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妙地与昨天看的德勒兹形成连接——或者说完美贴合(作为一个新案例)在此引用这段话,
希特勒的出现,让电影不再是让大众成为主体的艺术,而变为被奴役的大众;斯大林主义,用一党专制取代了人民的团结意识;美国人民的瓦解,不再相信过去人民所相信的熔炉,也不再相信通向未来的希望(哪怕新西部片也首先展现了这种瓦解)。总之,如果有一种现代政治电影,那其基础就是:人民不再存在,或者还不存在……人民缺席。
从开头“纯粹理性批判”的段子那一记虚拳开始,即宣告纵深逼入现实的持久战的开始。这部电影难得地给政治充足的侵入现实的空间。事实上,它也是由德勒兹《电影与意识形态》这篇文章最后的引言开始:“我们无法做更多”,片中的导演显然对这种观点持有异议,试图用行动证明演出是“必要的”,她在种族主义者,新纳粹,抱持“有趣特别”态度的“新时代官僚”,成为审查体制的知识分子,男人(尽管导演似乎刻意隐藏了这点,但还是有很大不适感)甚至“本土犹太人”间协商安抚角力,电影“记录”了这个过程——或者场所,而这个场所的实践已经无限等同于(德勒兹所说的)某种不深刻的“骚乱电影”:骚乱并不来自意识的觉醒,而在于让一切陷入痛苦,人民与他们的主人,甚至是摄影机,一切被推向畸形,为了传播暴力,就等于让私人事务进入政治,让政治事务进入私人生活(《痛苦的大地》)
而让我进一步怀疑导演将这段理论作为创作实践方法论的是这段引言(Jean-Louis Comolli 提出的一个真正的政治导演的条件):把一个双重不可能性作为对象,并入群体的不可能性和不并入群体的不可能,也就是说,“退出群体的不可能性和从群体中获得满足的不可能性”——在影片中体现为从头至尾的自反:关于“有用无用”或针对电影标题内容的反向讨论。
关于殖民性,东欧的历史何尝不是“殖民的历史”?从效仿欧洲到共产主义的席卷和被唾弃,如今他们回归民族性,被新一轮的自己的神话殖民。这种拍法似乎也受到了来自民族历史的启发,如卡夫卡谈及弱小民族记忆的强力:“一个弱小民族的记忆不比一个强大民族的记忆短暂,因此它对现有素材的研究更深入。”
针对于德勒兹的最后一重批判——一切可能只是知识追求集体陈述的幻觉,导演给了对应的结局,“他们没注意看,要么是没看懂,一群白痴”(片中主角也在此前提到“愚蠢是原罪”),即“作者枉然处于边缘”,陈述无处生根。
我宁愿认为不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