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名留史又如何

看前半段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否认房间里有只大象的一百种方法”的故事，叙事技巧越多、手法越是复杂，越能体现回避一个再直白清楚不过的事实有多么荒诞。

当镜头走进广场，我发现那个看似简单的事实实际上并不简单，或者说只呈现其“事实”部分并不能带出被它搅动起来的全部“真实”，所有那些后设的叙述、冲突的情感、戏剧性的收尾，都是在说房间里的那个庞然大物未必是一头完整的有固定形态的“大象”，以及想要指出“大象”存在的人也当然不是只想“指出”它存在而已（所以她才没有选择去写一本没有人知道的书）。要想接近这些种种复杂暧昧叠加在一起形成的“真实”，就真得动用花样繁多的叙事手法不可了。

这些叙事手法在不断接近“真实”的同时，也是在不断接近电影或者说影像手段的表达极限——它自身的运动轨迹形成了一个圆圈，中心处是巨大的空地/黑洞，等待沉积得更为深厚的理智和热情前往。

回到罗马尼亚的处境，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就好像那个已经在母亲肚子里的非婚生子一样，会破坏家庭、带来耻辱、所以要急于甩脱……一个直接的问题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生父自私、愚蠢得无可救药的话，谁将成为他的“父亲”呢？清醒而犬儒的官僚/知识分子吗？聪明、精力充沛又不失圆滑的行动者吗？还是由他的善良、倔强且单纯的母亲兼任呢？我们又要怎么抚养这样一种历史记忆长大呢？还是说他终究没有降临在这世上的机会？

影片的结尾挂在高杆上随风飘摇的人偶着实让我难过——好像并没有人觉得这酷似屠杀的场景难以忍受，想把他们快点解救下来。看杀头的、演杀头的各自散去了，最该升起不忍之心的导杀头的准备下一部戏、下一餐饭去了。他们就那样被勒着颈子沉默地挂在半空中飘着、被遗忘着。此处可否矫情地念上一句：兴，百姓苦（无言）；亡，百姓苦（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