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的童年

评分:
6.0 还行

分类:剧情 战争  苏联 1962

简介: 残酷的战争摧毁了12岁男孩伊万(Nikolay Burlyaev 饰)的童年,母 详情

更新时间:2018-12-21

伊万的童年影评:塔可夫斯基和他的电影语言

Tarkovsky for me is the greatest
the one who invented a new language
true to the nature of film
as it captures life as a reflection
life as a dream

引言
谈及塔可夫斯基,几乎所有人(包括众多著名导演)都是以一种仰望的姿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伯格曼的高度评价(上面那段),这充分体现了老塔在电影史上的深远影响和重要地位。
但说到底,塔可夫斯基是一个很难被定性的人。按照他的从影生涯和其电影的艺术性,似乎可以将其归入到“苏联新浪潮”的流派之中。但细细比较之下,塔可夫斯基和丘壑莱依、卡拉托佐夫等人又有很大不同。如果非要形容的话,他就像一座从俄国厚重的精神沃土上拔地而起的高原,在许多方面达到了让人难望其项背的高度。
早年生活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Arsenyevich Tarkovsky / Андре́й Арсе́ньевич Тарко́вский)于1932年出生于伏尔加河畔的一个小村庄,距离莫斯科大概一百公里远。他的父亲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是俄国著名诗人,翻译家,苏联作家协会会员。他的母亲玛利亚是印刷厂的一名校对员。此外,塔可夫斯基还有个叫做玛丽娜的妹妹。
童年对于塔可夫斯基是艰苦的,但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电影语言。其中,最艰难的也许是父亲阿尔谢尼的离开。在塔可夫斯基三岁的时候,父亲便离开了他们家,随后参加卫国战争,并失去了一条腿。其妹妹曾这样描述这段经历:“也许是因为童年的创伤,安德烈变成了一个倔脾气的孩子,而我则变得沉默寡言。”但不可否认的是塔可夫斯基一直深爱着自己的父亲,并在艺术上和其诗歌的气质走得很近。

但庆幸的是,塔可夫斯基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其实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有时还会写诗(但自认为不好便都焚毁了)。为了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她便到离家最近的印刷厂做一名校对员(这段经历后来还被移植到影片《镜子》中)。在物质条件极为恶劣的情况下,她奇迹般地让安德烈去上音乐学校和美术学校,这些经历后来都成为其电影艺术的养料。
当时,她还有一个家庭规定:无论如何,每年都要带孩子们回农村度假(当时他们已经搬到莫斯科居住)。可以说,她身上那种高贵的气质,很好地传递到塔可夫斯基身上。
就这样,塔可夫斯基在艰难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由于战争的爆发,他先后在莫斯科多所学校读书,但在数理和人文方面都表现平平。1951年他进了东方学院,次年由于在体育课上受伤,不得不停学。也正是这次意外的转折,电影史才幸得一位大师。
其实塔可夫斯基自己也觉得当时专业选得过于轻率,而他对电影艺术和文学又十分入迷。在母亲的鼓励下,塔可夫斯基加入了边疆地质考察队,在一年的时间里走了上千公里。这期间,他不仅绘制许多风景画册,而且深入工人和普通民众,并和自然产生极大的共鸣。这一切都更加坚定了他从影的信心。1954年归来时,他顺利通过了电影学院的入学考试,进入国立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
导演生涯
进入电影学院的塔可夫斯基师从米哈伊尔·罗姆——一位可贵的导师,许多苏联新浪潮的导演都出自其门下。塔可夫斯基在学习期间接触了不少导演的作品,但对他产生影响的却很少。他喜欢的导演名单上仅有布努埃尔、伯格曼、布列松、黑泽明和费里尼等人的名字,而这份名单即使到了他的晚年也没有变长很多。他曾明确表示娱乐电影是一种“精神污染”,对好莱坞毫无好感。他还曾很不客气地这样评价斯皮尔伯格等人:
“像斯皮尔伯格那样的导演,每次都能吸引大量的观众,每部片子都能给他带来巨大的财富。但他不是艺术家,他的电影也不是艺术。如果我去拍那样的电影,我就没有了信仰,我会因为恐惧而死。”(斯皮尔伯格哭晕在厕所)
“艺术性”是老塔电影的一大追求,也是其注定无法“大众化”(起码目前是这样)的一大原因。他从未将拍电影看成是谋生或扬名的工具,而是将其作为自己追求艺术信仰的途径。而这,在其毕业处女作《压路机和小提琴》中便有所体现。
这部影片获得纽约学生影展首奖,并且在电影学院内部引起很大反响。尽管与后来老塔的作品相比还显得稚嫩(毕竟是处女作),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他的艺术道路走向。比如,全片对白精简,但在环境气氛的营造上极为出色,许多画面流动着诗意的质感。这也确实是老塔后续创作的一条艺术主线。另外,作为他自身艺术语言的首秀,许多意象(如苹果,雨水等) 都已经初露端倪。值得一提的是,片中拘谨而受伤的小男孩,莫名应和了老塔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从电影学院毕业的老塔,正好赶上苏联文化变革的节点。苏共20大(1956)的召开给僵化已久的电影产业带来曙光,许多导演摆脱了“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桎梏,开始在艺术上的进行探索。其中,丘壑莱依(《第四十一》、《士兵之歌》),卡拉托佐夫(《雁南飞》)等的导演更是扛起“苏联新浪潮”的大旗,为苏联乃至世界电影产业注入新的活力。这样的“解冻”风潮对新人导演最大的影响,便是使他们有了拍电影的可能。在此之前,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一年只有20多部电影的产出,而这些哪怕是给业已成名的导演都不够分。但“提高产量”的决定让老塔这样的年轻导演有了拍摄电影的机会。而这,便催生了他的第一部长篇作品——《伊万的童年》。
《伊万的童年》改编自博格莫洛夫的小说。小男孩伊万在战争中失去自己的家人,成为一名侦察兵。由于其身材瘦小,难以被发现,多次执行重要任务。军队里的上校希望他能远离战场,到后方的学校上学,但伊万坚持要留在战场。最终,他在一次夜间任务中被纳粹抓住,并献出了生命……
《伊万的童年》一经上映,就反响强烈。罗姆称其为“现代电影的语言”,“一部伟大的作品”,萨特(法国作家、评论家,存在主义哲学家)更是不惜笔墨地赞扬了这部“具有深刻俄国特色的革命性影片”。在《一个人的遭遇》、《雁南飞》等杰出战争电影问世后,《伊》还能得到如此赞誉,其创新性和艺术性可见一斑。国际影坛也给予了老塔很大的肯定,该片获得旧金山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1962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这对一个新人导演无疑是一个极高的起点。
尽管在苏联当局看来,这部片子有点“西方主义”、“形式主义”,但他们总体上还是肯定了塔可夫斯基的能力和地位,认为他可以担任文艺“解冻”的角色。因此,老塔的第二部影片《安德烈·卢布廖夫》得到了较为宽松的预算和信任。
该片描绘了俄国15世纪圣像画家安德烈·卢布廖夫的一生。卢布廖夫在大公的邀请下前往莫斯科为教堂作画。但面对鞑靼人的入侵,以及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卢布廖夫不止一次陷入了艺术上的迷茫,从而无法继续作画。最终,他目睹了一位青年人筑钟的全过程,重拾信仰,完成旷世巨作《圣三位一体》。
可以说,《安德烈·卢布廖夫》是塔可夫斯基的里程碑式作品,也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他最杰出的作品。但在当时,这部电影却让官方大为失望,这不仅因为其艺术语言的艰涩难懂,更多的是片中对历史事件的重塑和表现手法让苏联当局感到无所适从。因此,《安德烈·卢布廖夫》的发行遭到很大阻力。它于66年拍摄完成,但一直到69年才在莫斯科进行小范围试映。同年5月该片参加戛纳电影节,却根据苏联官方要求只能列入“非竞赛单元”。从此,老塔被打上“问题导演”的标签。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安》这部电影中老塔彻底走上了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那是诗意的,舒缓的,真实的,深刻的,在很大程度上和俄国厚重的文化底蕴脉搏相通。这和老塔的文学积淀,特别是对父亲阿尔谢尼诗作的阅读有关。在阿尔谢尼离家而去时,他那些未发表的诗作堆积在家里的阁楼上,少年时代的老塔便是从中获得了最初的节奏感和艺术感。当然,老塔并不局限于父亲的诗作,他喜欢的还有巴拉丁斯基,阿赫马托娃(与普希金齐名)等诗人,马奈、丢勒等画家,巴赫等音乐家。
同时,这部影片对于初识老塔的影迷也是不小的考验。3小时的片长,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8个章节的细腻呈现,而且只看一遍还很难看懂。对于第一次看此片没有睡着的影迷们,笔者都致以崇高的敬意。
导演生涯受阻的塔可夫斯基,在犹豫中将目光转向了当时颇为流行的科幻类型片,并在72年推出《索拉里斯》。这也许是老塔唯一一部正常发行的影片,但在老塔本人看来却是最不成功的一部。
《索拉里斯》讲述了宇航员凯尔文到索拉里斯星球的空间站去调查一起神秘事件。他发现空间站上的两个宇航员一个自杀,一个陷入疯狂。而自己去世多年的妻子竟突然出现在空间站里,他的思维仿佛受到了索拉里斯的某种反击……
虽然《索拉里斯》是老塔的让步之作,但他仍以对待艺术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每一部电影。诚然,在《2001:太空漫游》之后,《索拉里斯》所表现出的太空场景遭到一些非议(老塔本人不以为意),其深度和广度也不及《安德烈·卢布廖夫》。但作为一位艺术家、人道主义者,塔可夫斯基还是较好地达成了自己设下的预期。片中讨论的存在性,精神,道德等问题,体现了老塔的一贯人文关怀。正因为此,该片获得72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国际影评人协会大奖,并被提名金棕榈。
另外一提,《索拉里斯》在舒缓节奏里渗透出的一种惊悚感,似乎表明老塔也能驾驭恐怖片这一类型。这让当时的我非常惊喜。
随后,借着《索拉里斯》的“成功”,老塔于74年的《镜子》中回归到自己的艺术风格上。
《镜子》是老塔电影艺术上的另一高峰,也是他的自传体性质电影。在该片中,母亲的形象,妻子的形象,父亲的形象,自己的形象,妹妹的形象,都以碎片化,意识流的形式存在。而诗化的表达下,还掺杂着战争伤痕和对人生、时间、土地等宏大命题的哲学思考。 很显然,如此个人化的影片几乎没有得到苏联官方和媒体的任何正面反馈,组委会在试映之后曾说:“我们什么也没看懂。”
但78年,该片在法国上映,塔可夫斯基也因此受邀到法国。这时的老塔在国外已经小有名气,而此次放映更是让他名声大振。也许正如昆汀《无耻混蛋》里的那句台词一样:在法国,人人尊重导演。
《镜子》是纯粹的个人性质电影。老塔曾这样说过:“……没有一个场景是虚构的,所有都来自于我的家庭生活……我并不想寻找一种回忆形式,我追求的是一切按照‘现实再现’,也就是,直接地重现保存在我记忆中的东西。”值得一提的是,老塔的母亲也参演此片,父亲阿尔谢尼则在画外音中朗读了自己的诗作。
79年的《潜行者》同样是一部受阻的影片,老塔重新转向类型片,将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小说《路边野餐》(没错,毕赣导演的同名电影即是取名于此书)搬上银幕。
《潜行者》讲述了一位“偷渡者”的故事。某次,他带领一位作家和一位物理学家前往“区”——一个被军方管控的地方。那里危险重重,时间、空间都没有绝对的意义。而在“区”中间,有着一间能实现人欲望的小屋。但到最后,他们却在门口徘徊而拒绝进入……
正如老塔其他多灾多难的影片,该片在苏联国内也没有得到很好地推广。原本从国外运来的优质胶卷被组委会挪作他用,而在某些稍微偏远的城市根本没法放映此片。这些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老塔很是苦恼,甚至到了身患重病的地步。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已经对国内事业失去信心,这也是他的最后一部苏联影片。但在法国,该片参加了79年戛纳电影节的“电影惊喜”单元,放映之后大受欢迎,这也让塔可夫斯基萌生了离国的念头。此时意大利某广播公司恰好想请他在意大利拍摄一部长片,老塔也顺利拿到签证,开始了他的海外生涯。
但正如其他俄国人一样,浓重的思乡之情总是萦绕在他的心头。83年的《乡愁》便是这一时期他的思想状态的反映。
乡愁讲述了俄国作家戈尔恰科夫为了撰写18世纪某音乐家的传记,在女翻译的帮助下走遍意大利的北部。在某个不知名的小村落里,戈尔恰科夫认识了多美尼科——一位曾经将家人禁锢在家中的“疯子”,但同时也充满智慧。此时的戈尔恰科夫游离于梦境和现实中,又被乡愁所困扰。他拒绝了女翻译员的示爱,而为了执行“疯子”的任务献出生命……
某种意义上,影片中的乡愁也是老塔自身的乡愁。正如他自己曾说的:“那是每个俄罗斯人(原文应为Russian)远离故乡时特殊的、独有的心理状态……”因此,故乡的缥缈形象在片中不断出现,比如小木屋,比如家人。
该影片的另一特点是宗教意象的使用。在国外,相对自由的老塔参加了一系列宗教团体和活动。虽然宗教意象在他的前期作品中也多有体现,但在《乡愁》中也许是最为集中出现的一次。
该片获得了当年戛纳的最佳导演奖和费比西奖,但很遗憾没有拿到金棕榈。其中原因,也许和邦达尔丘克担任那年的评委有关。
老塔的最后一部电影《牺牲》(又名《奉献》)是在瑞典的哥特兰岛拍摄的,当时的他已经身患肺癌。
该片虽然没能有很大创新(私以为),但也延续了老塔一如既往的高水准制作,被提名为当年金棕榈,获得评审团大奖和费比西奖。但更为难得的是《牺牲》在群众中也反响热烈,仅在巴黎就吸引十万观众,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同年12月,老塔在巴黎与世长辞。遗憾的是,他最终也没能回到那广袤厚重的祖国大地上,安抚自己的乡愁。但他的电影艺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并经过时间检验,成为再难超越的丰碑。
老塔的电影语言
谈及老塔,不可绕开的一个标签是“诗意”,但他的诗意却又和同时期苏联导演有很大不同(比如开头提到的卡拉托佐夫和丘赫拉伊)。像《雁南飞》、《士兵之歌》等电影,虽然确实摆脱了传统叙述的框架,带有较强的主观意识和情绪摄影,但于我而言算不上完全意义上的“诗意”。真正达到“诗”的力度的,还要数老塔的七部半。
当然,正如诗本身,老塔的电影也是难以言喻的艺术作品。了解它们的最好方式就是像读诗一样,静下心反复体会。体会长镜头中舒缓的节奏(当然,你有可能会睡着),以及看完后心里久久不能平息的余颤。
除了节奏、运镜上的诗意,老塔在自己的电影体系中也有其独特的意象(这点也很像诗歌的表现手法),以苹果和水为例:苹果是老塔钟爱的意象之一,几乎在他的每一部影片中都会出现。如此频繁的使用,肯定不是出自偶然。谈起苹果,我们最为熟悉的应该是亚当与夏娃的那个苹果,而考虑到老塔有东正教的背景,作此解释应该较为妥帖。据圣经创世纪记载,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吃下了苹果,于是双目睁开,有了智慧。而在老塔的处女作《压路机与小提琴》中,小男孩将苹果放在椅子上给小女孩,似乎也是对亚当和夏娃的呼应——此时的苹果代表了最初的人性,包含着智慧、欲望等人类的基础情感。《伊万的童年》也是如此,在伊万的梦中他和另一个女孩坐在满载苹果的马车上,苹果最终滚落沙滩,被几匹马啃食着。
对于这个镜头,当时苏联电影委员会也是一头雾水,直接发问:“为什么有几匹马在那里大嚼苹果?”而许多电影评论中都将这个画面看成是对美好生活的描绘,对战争的反衬。但在我看来,似乎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把马看成战争的代表(战马),不妨可以说这表现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是伊万内心通过梦境给现实的一种反馈。当然,谁是谁非,不得而知,也并不重要。
再比如“水”这个意象,几乎也是在老塔的每一部电影中都会出现。
“水”的意象不像苹果那样有着稳定的含义,它必须放在影片语境中进行解读。比如《索拉里斯》中瓢泼的雨水可以看成是一种来自然的反抗力。而在《伊万的童年》中,母亲被杀害,桶中的井水泼洒一地。如果将这里的水看成是生命力的象征,“泼洒一地”的动作就和“被杀害”相呼应了,甚至可以说这里的井水就是隐性的血水。《镜子》中母亲冒着大雨前往印刷厂校正文稿,大雨既吻合母亲的焦虑和心境,也似乎暗示着接下来可能到来的困境(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哪怕是公开刊物上的小错误都有可能被当成思想错误)。当然,还有《安德烈·卢布廖夫》中那象征神启的雨水,《潜行者》中象征欲望的“室内之雨”等……影迷们大可各自解读,就像读诗一般,并没有标准答案。只要能get到老塔的美感,对电影的理解有帮助即可。
当然老塔的意象体系远不止上述两种,这里就不再赘述。关于其电影的诗意,老塔曾这样表达:“……我发现诗的联接、逻辑在电影中无比动人……最重要的是开放人的逻辑思考,让思想的产生和发生有其自主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老塔偏爱使用长镜头而非蒙太奇(事实上他也曾反对爱森斯坦的理论)。总的来说,他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浸染,而非思维的强加;他需要读者自己去领悟影片的内涵,而非将自己的思考直接灌输给观众。如果我们达到了这一点,再回看开头处伯格曼的评价“the one who invented a new language, true to the nature of film, as it captures life as a reflection, life as a dream.”(发明了新的电影语言,捕捉生命,一如倒影,一如梦境),就知道该有多么贴切。
结语
我们也许很难言喻老塔影片中深刻的末世意识,但听到《安德列·卢布廖夫》里的大钟敲响时定能感受到深深的震撼;我们也许无法内化厚重的乡土情怀,但当看完《乡愁》结尾9分钟的长镜头定会唏嘘不已。关于老塔可讲的还有很多,剩下的就请大家自己去体会吧。

附1:塔可夫斯基作品年表
1960 《压路机与小提琴》(55分钟)
1962 《伊万的童年》(1小时35分钟)
1966 《安德烈·卢布廖夫》(3小时5分钟)
1972 《索拉里斯》(2小时45分钟)
1974 《镜子》(1小时46分钟)
1979 《潜行者》(2小时41分钟)
1983 《乡愁》(2小时10分钟)
1986 《牺牲》(2小时25分钟)
附2:参考书目
《雕刻时光》,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人民文学出版社
《七部半——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世界》,李宝强,中国电影出版社
《Andrei Tarkovsky》,安托万·德·贝克,北京大学出版社
《牺牲——塔可夫斯基电影书写》,张晓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文学语境中的苏联电影》,贺红英,中国电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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